社会和政治结构，就像它们所服务的人一样，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脆弱，根据对数百个近代社会的分析。这项研究对现代世界具有重要意义，首次提供了量化支持政治国家的韧性随时间减弱的理论。

社会崩溃的触发因素已经得到深入研究，从征服和政变到地震和干旱各种各样。这项新研究表明，近代国家在形成后的头两个世纪内面临崩溃风险急剧增加。研究确定了几种可能推动这些老化效应的机制。其中一些机制，如环境恶化和经济不平等的增加，今天仍然在起作用。

这些发现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强调了需要了解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内部过程，华盛顿州立大学的SFI外部教授Tim Kohler表示。

Kohler说：“我们倾向于集中关注干旱或灾难等外部驱动因素。是的，这些因素起着作用，但往往只是触发器，其效果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内部动态。”

国家的兴衰一直是困扰历史学家多年的谜。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通过分析跨越五千年的324个近代国家的寿命。

这项方法通常用于研究人类老龄化的死亡风险，但没有人想到用这种方式来研究社会，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SFI外部教授Marten Scheffer说，他是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

在人类中，死亡风险在婴儿期后大约每6-7年翻一番。随着这种指数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很少有人活过100岁。作者们表明，对于国家来说情况不同。它们的终结风险在成立后的头两个世纪急剧上升，但随后趋于稳定，使得一些国家能够比通常更长时间地存在。

他们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模式，从欧洲近代社会到美洲早期文明再到中国的朝代。

中国古代的国家或朝代在过去两千年中的寿命上限约为300年。中国南京大学的合著者Chi Xu说：“中国古代的这一中学教科书知识有很多解释，但尚未达成共识。也许答案就在全球人类文明的模式之下，古代中国发生的事情完美地反映了所有社会都会老化并变得脆弱。”

今天的社会在许多方面与作者研究的近代国家不同。尽管如此，根据谢弗的说法，人们不应该期望现代社会对数千年来推动国家兴衰的机制免疫。

Scheffer说：“过去社会动荡的机制今天仍然具有相关性。事实上，由气候极端加剧的不公平和稀缺可能仍然会引发不满和暴力。”

来自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合著者Tim Lenton补充说，当前对全球社会的威胁使这些发现特别适用。

他说：“当我们的社会陷入我们自己制造的气候和生态危机时，证据表明它变得更加脆弱，增加了我们面临的系统性和生存性风险。一丝希望是，一些过去的社会度过了危机并存活了更长时间，但他们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明自己。”

本文译自 Santa Fe，由 BALI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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