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价值经常被折算为一种经济价值，用以衡量避免一起死亡事故所带来的益处。它亦称作生命成本、避免死亡价值(VPF)、逃避死亡成本(ICAF)、统计生命价值(VSL)。在社会和政治科学中，它是在特定情境下防止死亡的边际成本。许多研究还将生活质量、预期剩余寿命以及个体尤其是在误杀索赔诉讼中的收入潜力包括在内。

这一概念其实是一个统计学术语，意在减少平均死亡数。它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医疗保健、收养、政治经济学、保险、工人安全、环境影响评估、全球化及过程安全等范畴。

制定生命的货币价值，目的是帮助政策和法规分析师在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和税收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进行配置。新政策、法规及项目的投入和潜在风险减少收益的对比常常依赖于生命价值估算，过程通常涉及成本-效益分析。

各国政府机构经常会发布并运用统计生命价值的估算。在西方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统计生命价值的估值通常在100万到1000万美元之间；例如，2020年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估算的统计生命价值约为750万美元。

经济学与计算方法

在经济学中，并无一个固定标准来定义特定人的生命价值。然而，经济学家在考量人们对健康风险所做的权衡时，通常会参考统计生命价值(VSL)。需注意，VSL大相径庭于一个实际生命的价值。它代表的是人们对死亡可能性改变所赋予的价值，而非为了避免必然死亡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举个例子，这可以从环保局的网站上看到：

假设在10万名样本人群中，每人被问及他们愿意为其在未来一年内死亡风险下降0.001%(亦即每10万人中减少1人)支付多少钱。由于这种风险降低预期在未来一年平均可救一个人的命，因此有时这被描述为“挽救一个统计生命”。假如平均每人愿意支付100美元，那么整个群体一年挽救一个统计生命所支付的总金额将是每人100美元乘以10万人，即1000万美元。这就是“统计生命价值”的含义。

这再次强调VSL更倾向于估算微小降低死亡风险的支付意愿，而非人生的真正价值。通过政府在救命措施上的支出来推算平均个人VSL是一种普遍的计算方式。虽然美国政府并无正式的生命价值基准，但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标准。这可能意味着政府对生命评价较高，或者计算标准并未统一地应用。以环保局为例，该机构在成本-效益分析中采用人们为从环境污染中可能导致的不良健康状况中减少死亡风险的支付意愿估算。

经济学家通常通过观察人们自愿接受的风险以及为承担这些风险而必须得到的补偿来估算VSL。这种方法称为显示偏好，即个人的行为显示了他们对某物的重视程度。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会关注个人为减少死亡机率愿意支付多少钱。同样，补偿差异法——指的是意在补偿工作的便利或不利之处而支付的减少或额外的工资——也可用于VSL的计算。例如，对工人健康更有危险的工作可能要求给予更多的补偿。补偿差异方法有若干弱点，如假设人们能获得信息，但信息并非总是可用。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们可能高估或低估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与实际统计风险不符。通常来说，人们很难准确理解和评估风险，也难以控制采用这种方法时工作的其他方面或不同类型的工作。总而言之，显示的偏好可能无法代表全体人口的偏好，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一种计算VSL的方法是总结终身收入的当前折现总值。使用这种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潜在的变数在于，不同的贴现率会导致不同的VSL估值。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用工资来估值并未考虑到如假期或休闲这些不工作时的时间价值。因此，基于闲暇时间可能比工资时段有更高价值的事实，导致VSL估算可能不够准确。

条件评估是另一种用于估算VSL的方法。条件评估要求个体对他们未选择或目前无法选择的选项进行估价。经济学家可能会简单地通过问卷调查，询问人们愿意为减少死亡可能性支付多少钱，例如购买安全设施改进。这类研究称为声明偏好研究。然而，条件评估也存在一些缺陷，如问题隔离效应，即参与者在单独评估某事与同时评估多件事时可能会给出不同的价值。提出问题的顺序也会影响价值判断。另一个潜在问题是钻石和豪斯曼在1994年辨识出的“嵌入效应”。这些方法可能会导致高估或低估VSL。

在计算统计生命价值时，调整通货膨胀和实际收入增长变得十分重要。以下是调整某一年度VSL所需的公式示例：

其中，

VSLO = 原始基年的VSL，VSLT = 更新后基年的VSL，PT = t年的价格指数，IT = t年的实际收入，ε = VSL的收入弹性。

与其他方法的比较

VSL估算常用于交通部门和过程安全领域，后者可能与尽可能降低风险(ALARP)概念挂钩。然而，在健康经济学和制药行业，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价值的使用频率超过了VSL。这两种措施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为改进或恶化个人生活条件分配货币价值的方法。QALY从0至1衡量生活质量，而VSL则基于支付意愿来货币化价值。

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20世纪70年代对QALY进行货币化，进行了无数研究以在国内外标准化价值。然而，与QALY一样，各国内VSL估算也显示出极大的范围差异，尽管有国际间的标准化尝试。最大的努力之一是欧洲VaQ项目，该项目使用了4万人的样本来开发若干欧洲国家的支付意愿。

政策应用

估算生命价值常在政府通过新政策或法案时，用以计算新增加的益处。一个例子是对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实施6年后从1970年到1990年期间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回顾性研究。这项研究由美国环保局空气与辐射办公室以及政策、规划和评估办公室委托，但由麻省理工学院的Richard Schmalensee博士领衔的独立公共卫生专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团队执行。

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团队通过估算一个人愿意为了减少或消除对他们健康的当前威胁而支付的金额，即“支付意愿”(WTP)，来衡量环境利益的每一美元价值。美国人口的WTP估算并汇总了包括死亡、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智商变化和中风在内的几个类别。因此，个别WTP加和后即得出了每个类别在评估该法案所带来的益处方面的统计生命价值(VSL)。图1中的每项估值都是多项研究的产物，这些研究汇编了来自个体的征求的WTP信息以及从当下劳动力市场中要求的风险补偿估算的WTP估算，并平均以得出单一VSL。这些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取自劳工统计局收集的致命职业伤害普查。

例如，用于死亡估值的估算是通过将典型寿命期望的每个调查样本分开，计算出每个损失或挽救的生命年的美元估值，并使用5%的折扣率进行折现。

使用这些估算，论文得出的结论是，从1970年到1990年实施《清洁空气法案》所带来的益处(以1990年美元计算，从5.6万亿至49.4万亿不等)超过了经济成本5230亿美元。

用途

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特别是在公共政策方面知道生命的价值非常有用。为了决定是否应实施某项政策，准确计量成本与益处是重要的。与安全(如高速公路、疾病控制、住房)有关的公共项目需要准确的价值评估，以便预算支出。

由于资源有限，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权衡，即便是潜在的生与死的决策也不例外。给予个体生命一个价值是尝试对这些权衡做出理性决策的一种可能方法。

在决定适当的医疗保健支出水平时，一种典型的方法是使医疗保健的边际成本等同于收到的边际益处。为获得一个边际益处金额，需要某种生命美元价值的估算。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的Stefanos Zenios教授及其团队计算肾透析的成本效益。他们发现，根据当时现行透析实践推算出的VSL平均约为129,000美元每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这一计算对医疗保健有重要意义，正如Zenios解释说：

“这意味着如果医保支付额外的129,000美元来治疗一群病人，平均来看，团体成员将获得额外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

在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等风险管理活动中，给予一个给定生命确切的经济价值常常十分有用。美国劳工部下属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设立罚款和规定，要求公司遵守安全标准以预防职场伤害和死亡。可以说，这些高额罚金旨在起到威慑作用，以便公司有动机避免罚款。如此，罚金的金额应与人类生命的价值大致相等。尽管一些关于罚款作为威慑效果的研究发现了不一的结果。

在交通方式中，考虑社会付出但未计算在内的外部成本非常重要，为了使交通更可持续。尽管外部成本包含了气候、农作物和公共健康等方面的影响，但它主要由对死亡率的影响决定。

原文：https://en.wikipedia.org/wiki/Value_of_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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