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春天，一位19岁的年轻人怀揣好奇，来到意大利的海滨城市的里雅斯特。每天清晨，这位年轻人和渔夫们在码头碰面，一次买下上百条鳗鱼。然后他把这些鳗鱼搬回家，在住处角落的解剖台前消磨一天时光——这位勤勉的年轻人毫无厌倦，挥舞刀片切开鳗鱼，为的是寻找这种生物的性腺。直到晚上六点，他才停下手边的工作，随后，他会去到的里雅斯特的街道旁，偷偷注视那些闲逛的女人。

“我的双手沾满了这种海洋生物的粘液和鲜血”，在寄给朋友的信中，年轻人这样写道。“我闭上眼睛，看到的全是那些已死的组织，它们闪闪发亮，充斥我的梦境。而我所能思考的，都是些宏大的问题，和睾丸、卵巢同等重要的——普遍性的关键问题。”

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叫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虽然弗洛伊德最终选择了别的道路去追寻这个“普遍性的关键问题”，但在的里雅斯特期间，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找到鳗鱼的性腺。弗洛伊德知道，找到这个东西，就可以随之解决源于亚里士多德时代，延续了两千年的自然科学谜题：鳗鱼到底是从哪来的？

现代化的浪潮裹挟着十九世纪，它为人类带来了达尔文和孟德尔、巴斯德和门捷列夫，它还使我们萌生了这么一种信念：科学家(scientist，一个创造于1834年的新词)，他们携带着新奇的学说、严谨的体系，还有显微镜来到世间，所有自然难题即将得到最终解决。那些困扰人类好几个世纪的问题——生命从哪来，它由什么东西构成，它的变化和消逝——看来似乎都是可知、可测量、可以解释的了。就在弗洛伊德来到的里雅斯特的两年前，德国生物学家舒尔茨在临终床前感叹，或许还带着一些不舍，他即将离开这个“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已经得到妥善解决”的世界，嗯，所有的问题，“除了那个有关鳗鱼的问题。”

你或许奇怪，鳗鱼到底有什么不寻常的？欧洲鳗鲡(Anguilla anguilla)是上天给穷人的恩惠，它们产量充足、做法简易。在瑞典，有烟熏鳗鱼、啤酒炖鳗鱼、黄油煎鳗鱼；意大利人把鳗鱼搭配番茄酱煮着吃；在英格兰，鳗鱼被做成果冻或是小蛋糕，像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描述的：

老伯伯，叫吧，像伦敦女摊主在把活鳗鱼和到面糊里去时那样叫唤；她用一根棍子敲打鳗鱼的头，一面叫道：“下去，下去，浑蛋！”(第28章)

人们从小溪里、河里、湖泊里、海里抓到鳗鱼，他们甚至能从干涸的池塘里找到鳗鱼。然后人们不禁注意到，这种生物好像没有卵巢、没有睾丸，它们既不下蛋也没有鱼白。人们从没看到鳗鱼交配的场景，这些生物好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一样。鳗鱼是无法解释的，因此，瑞典记者帕特里克·斯文松在《鳗鱼的旅行》中写道：这是一本为古怪生物写的一本古怪的指南，我们要尽力为它们做出解释。

古埃及人相信，太阳照耀尼罗河，温暖的河水产生鳗鱼。亚里士多德断言，雨滴落入泥沼化作鳗鱼。老普林尼觉得，当老鳗鱼的身体擦到岩石，身上掉下的碎屑就长成了新的鳗鱼。直到19世纪60年代，仍有位苏格兰作家拥护一个古老的说法，他认为鳗鱼的幼年形态是甲壳虫。“有些人相信鳗鱼生于海水中的泡沫，”斯文松写道，“或是春天时候阳光赋予岸边某些特殊的露珠以生命。在英国乡下，钓鳗鱼是流行的消遣，那里的许多人认为鳗鱼来自马的鬓毛落入水中。”

真相也如鳗鱼的身体，狡猾古怪，姗姗来迟。有细心的人发现，从前认为的多种不同动物其实是同一种：在鳗鱼的生命周期中，依次有四种不同的形态阶段。首先是有透明身体、大眼睛的幼年期(柳叶鳗)，它们在生活在开放海域中，朝向欧洲陆地游动；它们游到沿岸与河口，变为闪亮的玻璃鳗，身长几英寸，体内构造清晰可见；在进入到淡水流域后，鳗鱼的体色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变成黄棕色(黄鳗)，人们在池塘里面抓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鳗鱼。黄鳗在干涸的土地上移动，花费半个世纪栖息于泥沼，时间久到你或许都已经忘记了它们的存在；最终，它们发育成熟，鱼身转变成银白色(银鳗)，游回深海产卵。在最终的洄游时期，鳗鱼的胃消失了——它们依靠身体储存的脂肪游回深海——并且在此时，它们终于发展出了繁殖器官。之所以从未有人能在欧洲的鳗鱼体内找到繁殖器官，只是由于它们还未发展成形！

但即使答案已经到来，“鳗鱼问题”——就如鳗鱼自身，仍旧变化无常，似乎永远也没法得到最终解决。在一个“鳗鱼问题”后紧接着又是另一个类似的问题，真知路途漫漫、迷雾重重。

“我们看到年老的鳗鱼游回大海，而大海又为我们送来了数不清的小鳗鱼，”丹麦的鳗鱼研究者约翰尼斯·施密特写道，“但我仍然好奇，那些老鳗鱼到底去哪了，而小鳗鱼又从哪里来？”1904年，追随这个问题，施密特告别家人，启航出海寻找小鳗鱼的来源。施密特花费七年时间沿欧洲海岸航行，却只发现一些大型的幼鱼。而后三年，他请求往来大西洋的贸易船只帮忙撒网捕捉幼鳗，而自己则驾船在西南海域搜索。根据一网又一网得到的结果，他逐渐绘制出幼鳗的分布地图，依据不同区域鳗鱼的体型大小，他终于定位到了鳗鱼的来源。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仅是考察本身的繁琐费时，还有航行事故以及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最终，距首次启航19年后，施密特宣布了他的成果。“这段旅程有多久，我已经记不得了，”施密特写道，“但至少现在我知道旅程的终点在哪里：大西洋西部、西印度洋东北角、北部的几处特定海域，它们是新生鳗鱼的温床。”

施密特追踪欧洲鳗鲡来到马尾藻海——一片位于大西洋的海中之海，它没有海岸线，几条洋流是其大致边界(美洲鳗鲡也在这个区域繁殖，奇怪的是，所有幼鳗都混在一起，它们是怎么知道自己该游向哪块大陆的？日本鳗鲡在太平洋中有自己的繁育场地。而另一种着名的淡水鳗——生活在南美洲的电鳗，它其实不是鳗鱼，而是电鳗科(knifefish)下的一种生物)。施密特确实为我们寻得了一个答案，并且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还没有人能够成功的对此提出质疑：欧洲鳗鲡来自马尾藻海，这俨然已成为一个公认的科学事实。但正和那片海洋以及居于其中的动物们一样，这个“科学事实”的边界也是模糊不清的。后世的探险家们携带日益先进的设备，追随着施密特的脚步来到这片鳗鱼温床。的确，他们在此发现了许多幼鳗，但他们把搜集到的鱼卵带回实验室，却发现七千枚卵无一属于鳗鱼。科学家们在银鳗身上安装了 GPS 追踪器；他们将荷尔蒙催化过的雌鳗鱼附着在孵化点附近的浮标，试图利用它们散发的信息素来吸引成熟鳗鱼；他们搜集水中的声音、解剖捕食者的胃。一无所获！从没有人观察到过欧洲鳗鲡的交配场景，甚至没有人在马尾藻海见过成熟的鳗鱼——无论是死是活。

童年时的斯文松居住在瑞典，如今回想往事，他仍能记起河岸边的沥青道路——那条路通往父亲的儿时居所——还有与作为修路工人的父亲一同度过的日日夜夜。每当日落黄昏，斯文松和父亲带着线和鱼饵来到河边，他们绑好鱼饵，把鱼线丢入水中，然后在漫天蝙蝠的陪伴下开车回家。隔天一早，他们回到河边，收获上钩的黄鳗，装在篮子里带回家煎或煮着吃(父亲很享受这道美味，但斯文松觉得有点恶心；他喜欢的是钓鱼这项活动，以及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斯文松形容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爱思考的人，“他喜欢生活带来的所有古怪、神奇的东西，”在这些古怪之中，鳗鱼占了很大一部分，“‘真是太奇怪了，这些鳗鱼，’父亲会这样说。而当说出这句话时，他看起来总是显得有些愉悦，或许他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谜，仿佛能够借此来填补自己的某种空虚。”斯文松写道。

有一次，这对父子尝试了一种流传已久的钓鱼法，这种方法需要将不计其数的蚯蚓绑在鱼线上，然后把它们缠绕成“四处蠕动的、黏糊糊的一团”。为了抓到这么多蚯蚓，斯文松的父亲把一个铁叉子接上电，插入草洼，不一会儿，地面上就爬满了半死不活的蚯蚓。凭借这个“虫团”，两人抓到了不计其数的鳗鱼，几乎比以前抓到的总和还多，“就像是在菜地里挖胡萝卜一样。”不过他们没有再使用过这个方法。这种钓鱼法不再需要费力，其中没有神秘，没有机遇也没有仪式感。“这不是我们想让鳗鱼成为的样子，”斯文松想。“或许是因为我们离它太近了。”

斯文松的书就如他所要描述的东西那样，像是古怪的野兽：一种变态生物，一场跨越不同领域的穿梭往返。这是一本有关自然史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既是一次穿行在文学、宗教和民俗间的探险旅程，也是对生活在一个充满问题、却不总是有答案的世界中的意义探寻。在第一页里，斯文松写道：“鳗鱼颠覆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惯常理解，”而随著书本的写作过程，他逐渐注意到了其它与鳗鱼类似的事物。他曾见过许多似乎已死的鳗鱼，但其实它们还活着，而那些确实已经死去的鳗鱼——在锅中煎烤，却偶尔仍会摆动，仍像是活着。“对鳗鱼来说，死亡似乎只是相对而言，”斯文松听说，在鳗鱼一生的最后阶段，降临的是死亡道路，通向的是新生之门，这种转变似乎超脱了时间的限制：即使已在陆地生活八年、甚至六十年，深海对于鳗鱼仍有无法抵挡的吸引力，即使它们再没有机会回头，也仍会保持在某种漂浮的状态。那些穿行在海洋中的鳗鱼，尽管它们年龄各异，却是处于相同的生命阶段。斯文松为其间含义所吸引，“你不禁自问：时间对于这样的生物是何种感受？”

斯文松的奶奶同时相信精灵与上帝，他的父亲是无神论者，斯文松跟随了父亲的信仰；他们的怀疑论只有在“考虑有关鳗鱼的问题”时才会丢失效力。奶奶去世前告诉斯文松，“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的，”斯文松立刻就相信了她的话，“我不必信仰上帝就可以相信这一点”。后来，斯文松的父亲得了癌症，或许是因为经年累月的修路生活吸入了太多沥青蒸汽。在诊断前的那个夏天，斯文松常去拜访父亲，“我们喝着咖啡，谈论过去抓到的、未抓到的鳗鱼，总是这类话题”。父亲去世后，斯文松时常游离于存在与时间的神秘之中，彷徨在生与死的水岸交界。他开始阅读瑞秋·卡森。卡森曾在自己办公室的水缸里养了许多鳗鱼，在她的作品《海风之下》里，主角是一条名叫安奎拉的鳗鱼：安奎拉原本生活在一方温暖池塘的泥沼，“远离大海的呼唤”。但有一天，她突然感到一种迫切，希望脱离时下生活、摆脱此刻自我，去改变，去在“冰冷的海水，时间的洪流”中寻找前路，去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追踪到鳗鱼的踪迹，”卡森写道。

《海风之下》出版十年后，同时也是卡森因癌症去世前十年，她又写下了另一本关于海洋的书。在书中，卡森把海洋称为“如处苍茫太空，凝视孤独星球的地方。然后，像是从未踏足陆地，我们突然明白：这是一个水世界，一颗被海洋覆盖的星球，而陆地不过是广阔海面之上的短暂侵袭。”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一个致力于评估自然现状的组织，不出所料，它在鳗鱼问题上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为理解物种的当前状态，I.U.C.N. 通常会试图去搜集“繁殖地点的成年鳗鱼数量”——但是，问“成年鳗鱼的数量”，就如同问“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谁知道呢？

不过幸好这是个走一步算一步的世界，既然无从知晓成熟鳗鱼的数量，I.U.C.N. 就搜集了每年春季游往欧洲大陆的玻璃鳗数目。结果显示，相比1970年代，今天的小鳗鱼数量已经减少了95%。从前那些多的不能再多、每天都能见到的鳗鱼，如今已是极危物种——这是官方对物种消失前的最后一个称呼。(当然，在“灭绝 Extinct, EX”之前还有一个“野外灭绝 Extinct in the Wild, EW”的标准，但因为我们至今仍未掌握人工繁育鳗鱼的方法，所以一旦野外不再有鳗鱼，那它们也真正地消失了。)斯文松写道，“这是最近也是最迫切的鳗鱼问题：它们为什么在消亡？”

可能的原因有许多，也许是疾病，也许是水坝的阻拦，也许是捕鱼压力或是气候变化，洋流的改变可能会促使鳗鱼选择其它迁徙道路。也或许是其它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而科学家们也在努力寻找其中答案——斯文松支持这些行动，尽管不免因此有些伤感。“我们保护鳗鱼，是为了在一个充满求知的世界里保持某种神秘和隐蔽的东西，而不论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将失败。认为鳗鱼应该继续存在的人，就不能再奢求它们继续保持这种神秘性了。”

在这个大灭绝时代，每一次损失都是如此：物种不仅仅从生态系统中消亡，它也从我们的知识中，带着它所蕴含的意义，从人类未来的所有可能性中消失。失去鳗鱼是一种遗憾；而失去鳗鱼问题，是另一种遗憾。

原文：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5/25/where-do-eels-come-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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