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中立的和平爱好者瑞典曾计划装备自己的军队，拥有最终武器核武器。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公开辩论，瑞典最终于1968年关闭了这一计划，并加入了放弃核武器计划的国家行列。

二战后，瑞典这个中立的北欧国家，曾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制造自己的原子弹。

瑞典自1814年以来就没有参与战争。但在二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这个曾经中立的北欧国家开始了一项计划，要装备自己的军队，拥有终极武器——原子弹。经过长时间的公开辩论，政府最终于1968年关闭了这个计划。

瑞典因此加入了一个独特的国家俱乐部——其中包括瑞士、乌克兰和南非——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核武器计划，并向世界展示了核裁军的可能性。

瑞典核计划的程度对于那些热衷于磨光国家新的反核名声的政治家来说是“令人不安的”，直到1985年，记者克里斯特·拉尔森发现了真相，并迫使全国面对自己的秘密核历史。

该计划的历史的保密帷幕助长了瑞典仍然有一个制造自己核武器的绝密计划的猜测。

数十年后，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瑞典正在结束200年的中立，加入拥有核武器的北约联盟。为什么瑞典一开始想要制造核武器？为什么停止了呢？

在斯德哥尔摩的乌斯维克，有一所看起来更像是秘密研究所的大型学校建筑物。前瑞典国家国防研究所(FOA)的总部是瑞典核武器计划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实体遗迹之一。

这个坚定的独立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要求新成立的FOA在1945年广岛和长崎遭受核爆炸的消息到达斯德哥尔摩两周后，准备一份秘密报告，评估瑞典自己制造原子弹的可行性。

瑞典可能是一个中立的国家，但它是一个国家，其领导人相信武装中立——中立的代价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其领导层了解到，未来可能需要战场上使用的战术原子弹来保持中立。这个北欧国家漫长的海岸线和小人口使它成为了邻近的苏联等对手的“易损目标”。

这个北欧国家拥有自己的铀矿床，尽管质量不高。由于在二战期间的中立，这是一个繁荣的国家，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造原子弹的计划并不像今天听起来那么不切实际。

1948年，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三年后，FOA建立了“瑞典线”，计划让瑞典制造一颗基于钚的原子弹，无需外国帮助。他们的计划是通过瑞典核反应堆使用重水来分裂瑞典铀以获得钚。

然而，由于缺乏高品质的铀供应，以及与美国的信息共享，瑞典科学家不得不在保密的情况下，从零开始，缓慢且昂贵地进行研究。还决定将核武器计划与民用计划捆绑在一起，作为一种必要性和伪装其真实性质。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生产武器级钚了，”《核克制的关键：冷战期间瑞典获得核武器的计划》作者托马斯·容特说。这个计划包括两个反应堆。“一个是Ågesta，一个位于斯德哥尔摩南部的重水反应堆，另一个是Marviken，建在诺尔雪平市外，但从未投入生产，计划是建造100枚战术武器。”“我们完全知道该如何做。我们拥有的一切，除了再处理设施和武器载具系统。”

然而，武器计划的缓慢进展最终成为它的终结。

关于这些计划没有公开辩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知道它们存在的只有一小群政客、高级军官和科学家(以及可能的苏联间谍)。这种保密直到1954年才结束，当时瑞典总司令尼尔斯·斯韦德伦德透露了该计划的存在，并主张这些武器是打败苏联入侵的必要手段。

1957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判定瑞典有足够发展的反应堆计划，在未来五年内能生产出一些核武器，这一评估很快将时间缩短到了四年。

当时的瑞典总理是塔格·埃兰德，他有物理学背景，他确保定期与世界领先的物理学家讨论原子弹，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尼尔斯·玻尔。这位丹麦物理学家在核物理学方面做出了一些杰出的早期贡献，并在二战期间被从被德国占领的丹麦走私出来，加入了曼哈顿计划，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总理越是谈论，他就越是在支持核武器计划上动摇，并寻求共识，他多次推迟最终决定，直到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结果出来。

“社会民主党妇女”(瑞典社会民主女性联合会，简称SSKF)，由英嘉·索尔松领导，成为反对核获取最强有力的声音，约纳特表示，“社会民主党妇女”是最早提出瑞典不应该获得核武器的，并且有许多不同的原因。

“他们认为，与其提供保护，不如说这些武器实际上可能会使瑞典成为目标。这样会降低而不是增加安全。”

他们还认为，考虑到核武器使用的人道主义后果，这是完全不道德的。因此，像瑞典这样的和平国家永远不可能为核武器所造成的苦难做出贡献。

这些妇女对辩论的贡献往往不受欢迎。“他们被认为是只会情绪化的女人，不应该谈论他们不了解的事情，”罗森格伦说。“而且那时候，国防政策被认为是只有男人才能处理的事情。”

SSKF的妇女很快就被其他团体加入，如反对瑞典核武器行动组织(AMSA)，舆论开始发生转变。

随着曾经支持核武器计划的军队、空军和海军意识到它们的昂贵性，以及需要削减所有三个部门以支付它们的费用，这种转变得到了帮助。

美国对瑞典核计划的负面态度也很重要，考虑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日益增长的国防合作，包括调整瑞典的机场以容纳美国轰炸机。

瑞典军方和民用核能计划开始依赖美国技术，用于诸如导弹系统、设计新型轻水民用核反应堆、数据甚至核燃料等方面，这实际上使得瑞典追求自己的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有一段时间，瑞典甚至探讨了购买美国核武器的可能性。

瑞典精英中也出现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信念，认为瑞典不需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因为尽管瑞典并不是北约的成员，但该国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

“这一点非常重要，强调没有任何正式协议，”约纳特说。“我读过总理的日记，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双方签署这样的协议将非常困难。”

他发现的是美国政策文件，指出美国将“准备好在北约或联合国的回应中协助瑞典”。

“但是要使这样的理解真正意义重大，必须将其正式化，”罗森格伦说。但约纳特的研究没有找到任何这样的协议证据。

在1960年代，由政治家和外交家阿尔瓦·米尔达尔领导的瑞典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努力，以阻止核武器的传播，这加强了反对瑞典自己核武器的运动。即使最初支持该计划的人现在也只希望研究继续进行，而不是生产。

这种转变在公众舆论中得到了反映。1957年，40%的公众支持获得核武器，36%反对，24%不确定。八年后，只有17%支持，69%反对，14%不确定。

因此，当1966年瑞典停止为核武器生产制定计划时，并签署了《不扩散条约》(NPT)，议会投票决定彻底终止该计划，即使有限的研究仍持续到了1970年代。

约纳特指出，瑞典的经验可以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教训。

“一个教训是生产核武器并不那么容易，”约纳特说，“即使一个国家已经有了国内的核基础设施。这非常复杂。”

这意味着一个想要核武器的国家可能不得不与技术更先进的国家合作，这会产生依赖性。然后是允许足够的时间进行公开辩论，以便公民真正理解如果他们的国家获得核武器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罗森格伦说。

当然，只因为有教训可学，并不意味着政治领导人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不幸的是，”约纳特在2019年的《今日物理学》杂志上写道，“美国决定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似乎表明，特朗普总统和他的顾问没有学到这个首要教训。”

2012年，瑞典将为其核武器计划生产的最后一批钚转移给了美国。

“关于保留选择的讨论在1960年代进行过，但据我们所知，该计划已被逐步淘汰，”约纳特说。“当然，这是机密的，但从政治上讲，一个政党要主张制造核武器是不可能的。”

罗森格伦则更加直言不讳。“没有材料了，也没有政治意愿。我们不生产核武器。”

本文译自 BBC，由 BALI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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