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医生Ken Murray用多位同行的真实故事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鸿沟：医生自己临终时几乎从不接受重症抢救，但他们每天给病人施行的恰恰是这些他们不愿承受的治疗。三个原因：家属恐慌、医生自保、系统逐利。
骨科医生查理确诊胰腺癌后，拒绝了手术、化疗和放疗。第二天就回家关了诊所，几个月后在家人的陪伴中离世。78岁的老杰克此前已留下书面文件，明确表示绝不再上生命维持系统。后来他脑卒中并发大面积中风，被送进ICU插上了呼吸机。退休医生Ken Murray出面干预拔掉了机器，结果被护士举报为可能的谋杀，调查人员到场后发现杰克的意愿白纸黑字记录在案，最终不了了之。
Ken的堂兄Torch确诊肺癌并脑转移后，同样拒绝了激进治疗。他搬来跟Ken一起住，人生中第一次去了迪士尼乐园，看了很多球赛，吃了家里的饭，8个月后平静离开。整个最后阶段产生的医疗费用总计约20美元。
这就是退休家庭医生Ken Murray要说的鸿沟：医生在给病人施行大量他们自己绝不愿承受的治疗。三个因素维持着这个荒诞的局面。
病人和家属方面：震惊和恐惧之下，家属对一切都说"好"，根本不懂什么是合理的。很多人对心肺复苏有不切实际的期望，Ken的职业生涯中只见过一个人在接受CPR后能自己走出医院。医生方面：面对悲伤的家属，说不比说好难太多，而且害怕被起诉。作者自己的做法是只提供他认为合理的选项，家属坚持做无效治疗时就转介给其他医生。系统方面：按服务收费激励着过度治疗，法律风险催生防御性医疗。即使患者意愿记录得清清楚楚，系统照样能把人吞掉。
有些医护人员干脆在自己胸前挂一个写着"NO CODE"的牌子，甚至直接纹上身。意思很明确：不要抢救。Ken自己的预立医疗计划也写得很干脆：不会有任何英雄式的抢救。
原文：https://archive.cancerworld.net/featured/how-doctors-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