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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秋天，一个5岁的小男孩，和他的父母一同站在纽瓦克·佩恩火车站的月台。等待远行的火车把他带走，与他所知和所爱的一切告别。而20年后，这个小男孩，就是我(原文作者)的父亲。

把车票递给列车员，他迈上车去，身边搬运工帮着他拿着行李。站台上，父母向他挥手告别，他也挥手作答，等放下手来，就是独自一人，868英里的的旅途了。

车上没人在意这个男孩叫什么名字，要去哪里，唯一让人注意的，就是他几乎是个聋子。奶奶生他的时候，得了风疹。在出生以后，他只能辨别10%的声音。既听不懂自己，也没法听懂别人说的话。

火车颠簸跨越美国，穿越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进入了印第安纳和伊利诺斯。小男孩只知道自己有一次远行，要有多远，他并不明白。最后，他来到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到了一个新家：聋人中心学院。

他将在这里待上10年，只在假期的时候，很少地回过几次家。那时候，社会把聋人看做傻子——几个医生说他智力发育迟缓——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他将学习不用手语说话、听与读、就和正常人一样，实际上，就是通过后天努力「学到听觉」。

这就是奶奶做的决定——把对父亲的教育放在第一位，而家庭其次。很多年来，我一直责难他们这样对待父亲，这个孩子先是失去了听力，然后是父母和家庭。这个决定等于伤害了父亲两次。

怎样才能成为家庭的一员，他不知道，既不懂得做一个儿子，也不懂得如何成为一个兄长、丈夫或者父亲。远离父母和家庭，他怎么可能学到这些呢？所以我一直恨着我的奶奶，这种恨意与年俱增。

后来，这个将要成为我父亲的男孩，成为历史上被华盛顿大学录取的第一个聋人学生，并从罗格斯大学毕业。1969年，他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致力于建立一个供聋哑人交流的电话网络。

接着，我的父亲购入、改造、出售、改良、推广了后来被称作「电传打字电报机」的东西，或者就叫作 TTYs。电传机很快在当地的学校、家庭、医院、图书馆、警察局、消防急救领域普及开来，先是在纽约和新泽西，然后是全美国。他也专门为盲人开发了「盲文电传打字机」。

为了表彰父亲在公共领域对于聋哑人的贡献，社会给了他很多荣誉。贝尔电话授予他美国的「电话先驱」的称号，从1911年的亚历山大·贝尔至今，只有29人获得过此殊荣。他还收到了美国白宫，里根总统对他所取得的成就的嘉奖。

无论如何，我的父亲学会了在失去听力的情况下做成事。但从来没有向我说过，他远离家，远离父母和妹妹整整10年的感受。我只能自己试着去体会他那时候，想家、感觉被遗弃、和近乎孤儿日子。

事实上，对于自己5岁就被父母送去千里之外10年这件事，父亲从没有对自己父母，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他只能怀着感恩之心，以尽全力去改变自己。

直到我父亲在1997年去世以后，我才知道那些年的实情。在爷爷12岁的时候就独自一人，从奥地利来到美国，身无分文而且没上过学，更不会说英语。他日夜不休，在纽瓦克经营一家客栈，在大萧条最不景气的时候，省下挣到的每一分钱——刚够支付他儿子的特殊教育的费用。奶奶买不起新的，把一条裙子穿了一年又一年。父亲的学费加上住宿比他后来供所有三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还要多。

我的爷爷奶奶做了一个决定——把父亲的教育放在第一，他们的家庭放在其次。这是个残忍的决定，他们，和我父亲所经历的一样，痛到心碎。

后来，父亲也做了一个决定。他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家庭其次，就算他的孙辈都出世了，他和我之间，和我的母亲、我的妹妹，还有和我的儿子之间保持着距离，或许，家庭对于父亲来说，就是那趟火车所带他走过的距离，或许……从某种意义上，他还从未下车。

就算现在，因为无知而做出判断仍旧是容易的。关于孩子的每个困难抉择，都是利弊的权衡。我父亲的父母所做的抉择，是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用他们的救赎换来了父亲不一样命运和成就。最后，我的怨恨也随着父亲的去世而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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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作者Bob Brody的父亲，I. Lee Brody先生。

小文，献给天下所有以父亲之名而伟大的男人们：父亲节快乐。并感谢帮助校对翻译的蛋友们

[Junius Lou via the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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