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ls Wilhelm Gustafsson一生中最糟糕的夜晚却是他完全记不起来的那一个。

1960年6月4日，18岁的他赶往芬兰埃斯波的一处野营地，打算和朋友一起打发时间。这群人包括Seppo Antero Boisman，Boisman的女朋友Anja Tuulikki Maki，还有Gustafsson的女朋友Maila Irmeli Bjorklund。两对情侣在博德湖的湖边支起了一个帐篷，然后一晚上都在喝酒聊天。夜深尽兴后，他们钻进了帐篷里。

第二天早上，两个男孩因为想要观鸟就一起步行穿过野营地，远远的注意到了他们的帐篷。由于距离比较远，所以没有看清太多的细节，但是显然帐篷被撕扯并且砍开了。附近有一名金发男子正在离开营地。

两名男孩又继续了自己的事儿，显然没多想。那个早上晚些时候，一名当地人路过他们的帐篷，结果看到了震惊的一幕。帐篷外面躺着被打的浑身是血的Gustafsson和Bjorklund。警方在帐篷里又发现了Boisman和Maki，尸体上有刀伤还有符合被棍棒击打的伤痕。Bjorklund，Boisman和Maki都已经死亡了。只有Gustafsson在这场袭击中幸存了下来。当警方问起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时，他说只能回忆起有一个穿着黑衣服血红眼睛的模糊的人影出现然后恶狠狠的攻击了他们。

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警方还是无法从这起恐怖事件中唯一幸存者的嘴里获得任何额外的细节。这起案件太过耸人听闻，以至于在芬兰家喻户晓。所有人都知道了博德湖杀人案，以及警方没能找到真凶。孩子们被警告不要天黑了还在外面瞎晃，以免成了凶手的刀下魂。

2004年3月，一切都改变了。将近半个世纪后，DNA证据促使检察官抓住一个他们声称有作案动机的疑犯。这个案件得到了1960年时的调查者还没法享受的法医学的帮助。

这名嫌疑人正是Nils Gustafsson。

调查者在当时并没有怀疑Gustafsson。当芬兰警方赶到犯罪现场时，他的状况很差，下巴骨折、身体上有淤青，还有脑震荡。除了他描述的那个超自然的人物之外，他什么也记不得了，这似乎也符合他当时受惊的状态。

警方开始用他们发现的物证来拼凑案件经过。6月4日这一天，两对情侣骑着摩托车来到了距离赫尔辛基14英里处的博德湖畔的营地，这里是露营和钓鱼的热门地点。警方到达时，摩托车还在原地，但是车钥匙不见了。Gustafsson的鞋子当时也被认为是遗失了，直到调查者在距离营地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找到了它们。案发现场也没有找到作案工具。

最令人好奇的是杀手如何发动的攻击。这对情侣被刀捅被棍子击打的时候似乎还在帐篷中，凶手为了杀他们拿着刀在帐篷里划来划去。Gustafsson被发现的时候躺在帐篷顶上。根据一些版本的现场情况，他的女朋友Bjorklund也在帐篷顶上，这意味着她要么是自己爬出了帐篷，要么就是在袭击发生后到警方到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有人将她的尸体挪到了这里。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案发现场都很让人费解。但是由于调查人员没能完全封锁现场，又邀请来调查团队来搜寻线索，导致自己的工作难上加难。他们的这些“助手”就意味着犯罪现场被破坏了，导致对足迹或者其他证据的评估更加困难。

由于缺少物证，找到真凶的可能性也不容乐观。没有任何人被逮捕，而且接下来的这些年里浮现出的疑犯数量一只手就能数的过来。其中一名嫌疑人是Karl Valdemar Gyllström，他在露营地经营着一个售货亭，是出了名的暴脾气，经常和前来露营的人发生争执，大概是因为噪音问题。据说Gyllström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会为了泄愤砍断帐篷的支撑木，甚至会朝着露营者扔石头。在围绕这起杀人案的篝火传说中，有些人认为Gyllström突然炸了毛然后残忍的袭击了Gustafsson一伙。

该理论在Gyllström于1969年自杀身亡后相信的人更多了。据传，酊酩大醉的他在死之前承认自己犯下了这起谋杀案。不过警方宣称Gyllström不是凶手。根据他老婆的证词，谋杀案发生的那一晚，Gyllström和她睡在一起(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遭胁迫的不在场证明)。据说他死前的供认也是假的，虽然不清楚是什么促使他替真凶背黑锅。

警方也有其他线索。嫌疑人还有Pauli Luoma，据说他就在营地附近，但是他当晚的不在场证明——当时他还身在异乡——得到了证实。Pentti Soinenen是个恶棍，他因其他罪名锒铛入狱后坦白自己杀了那三个人。但是能将他和这起谋杀案联系到一起的证据非常少，警方认为他只不过是在监狱里吹牛B罢了。

另一个名叫Hans Assmann的嫌疑人的嫌疑更大。因为有一位名叫Jorma Palo的医生坚称在谋杀案后的某个时间点，Assmann来到了赫尔辛基外科医院，他的指甲缝里有泥土，衣服上还有血迹。警方调查后发现Assmann也有着可信的不在场证明。

似乎没人能在那个时间出现在案发现场。除了逃出生天的Gustafsson。

数十年来，博德湖惨案一直悬而未决。与此同时，首次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DNA检测也成为了一个重新检验当今和过往悬案的可靠手段。但全芬兰只有一家法医实验室，他们根本没有精力去关注陈年旧案。直到2004年，当对Gustafsson鞋子的重新调查成为了新一轮指控的焦点的时候，博德湖凶手才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芬兰国家调查局犯罪实验室的法医检测了他的鞋子，然后发现了受害人的血迹。但是鞋子上却没有Gustafsson他自己的血。令人费解的是，他和同行的三人一起遭到的攻击，但是鞋子上却只有其他三人的DNA。有关当局认为，答案正是他实施了这起谋杀，然后把鞋弃到别处，又进行了自残，好让别人以为他是被第三方打伤的。

调查者推断Gustafsson是因为妒火中烧才杀的人。的确，在案发当晚住在营地附近的人也出庭作证说她亲眼看到了Gustafsson和Boisman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而且Gustafsson看起来似乎醉的很厉害。调查人员认为，或许Bjorklund拒绝了他的示爱。或者可能Gustafsson认为Boisman在和她调情。这也能解释为什么Bjorklund被刺和被击打的次数要比另外两个受害人更多。警察猜测Gustafsson可能和Boisman发生了打斗，然后捂着骨折的下巴被从帐篷里赶了出来。之后气急败坏的他又回到了帐篷里，不断的挥舞着手中的刀，直到三个人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埃斯波的区检察官对这一推论有足够的信心，于是对Gustafsson发起指控，如果他被定罪，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Gustafsson的辩护律师Riitta Leppiniemi辩护称帐篷内也有他的血，而且他还被Boisman揍到下巴骨折，根本不具备残忍杀害三人的身体条件。Leppiniemi也批评了那位露营者的目击证言，她没有任何原因却对她所称目击到的45年前的那次争斗一直保持沉默，而且还记不起来特定的关键细节。

在2005年的庭审中，一位名叫Markku Tuominen的警察声称Gustafsson被捕后很坦率，而且还说“木已成舟”，预计他会因这起谋杀被监禁15年。但是Gustafsson驳斥他的说法，并且基本上还坚持着他几十年来不断重复的那个故事。除了和Boisman一起钓鱼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而且也没有发生过争执。

法庭最终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能给Gustafsson定罪，并且表示时间过了太久，已经没法准确的还原事件的真相了。Gustafsson被无罪释放了。

自1960年6月发生的案件已经过去了近60年，我们似乎已经等不到答案了。这起罪案仍是芬兰民间传说中的一篇。受案件的启发，有一支重金属乐队起名叫博德之子；还推出了用湖水酿造的啤酒。芬兰的一些人试着将Gustafsson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的证言转变为一种无意的坦白。如果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那他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干的？但是这样的逻辑是不会得到法庭的支持的。

另外一个疑问就是Gustafsson的鞋是怎么跑到了距离营地这么远的地方。如果他是为了睡觉把鞋脱掉了，为什么不放在帐篷旁边？而且这两个男孩子看到的从他们后来才知道是案发现场的营地离开的金发男子到底是谁？(Assmann是金发；而且还不能完全确定Gustafsson在案发时的发色。)假设Gustafsson在预先设计好的袭击中鼓起勇气捅了自己，那为什么没有任何血迹能帮助调查人员找到刀的下落？

这起谋杀案唯一清晰的是有人成功了杀死了博德湖畔的三个人。无论凶手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一伙人，又或者是什么眼睛泛着红光的东西，看起来他们已经成功的逍遥法外了。

本文译自 MentalFloss，由 Diehard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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