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3年5月的一天午后，19岁的德国小伙Frantz Schmidt站在巴伐利亚州他爸爸的房子后院中，准备用剑砍断一条流浪狗的头。他刚刚在给南瓜“砍头”上毕了业，要在活体动物身上进行实习。如果他通过了这道最后的考验，Schmidt将被认定为已经准备好从事他的工作，也就是成为一名刽子手。

之所以我们能了解这病态一幕的细节，是因为Schmidt详尽的记录了他作为刽子手的一生，他写下了一系列的日记，绘制出这一职业在16世纪时丰富多彩的景象。他的文字为暴力背后的人性提供了罕见的一瞥，揭露出一位认真对待工作也常常对受罚者感到同情的行刑人。但是更重要的是，Schmidt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人们对历史奇闻轶事中残虐的刽子手戴着头罩、溅满鲜血的刻板印象和真实的刽子手相差甚远。

那么，在几百年前的欧洲当刽子手是什么样的？“刽子手”又是怎么成为了一个合法职业的？

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历史学家Joel Harrington说道：“(当时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很常见的一点是，他们都试着拥有更完善的刑事执法。”(Joel Harrington也是2013年出版的《The Faithful Executioner: Life and Death, Honor and Shame in the Turbulent Sixteenth Century》的作者，这本书写的是Schmidt的一生。)

问题是他们的情况“有点类似于美国拓荒前的西部，大部分的罪犯都逍遥法外，”Harrington告诉Live Science说，“因此当他们真的抓到罪犯后，就非常喜欢公开行刑以杀鸡儆猴”——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公共刽子手来干这活儿。

但是人们对绞死、斩首或者在火刑柱上烧死活人的这份工作并没有趋之若鹜；可以理解，大多数人都把这视作一份不受待见的活儿。事实上，那些最后成为刽子手的人也不是自己的选择。相反的，他们是被赐予了这份工作。

有些时候，屠夫会被拉过来客串一下刽子手，或者罪犯为了避免掉脑袋接下了这份差事。Harrington解释说，但通常来说，刽子手是通过家族关系才能进入这行；大多数刽子手都是子承父业。就连Schmidt也是如此。他的父亲是被一位王子随机指定后不情不愿的成为了一位皇家刽子手。

久而久之，这样父子间的“薪火相传”造就了Harrington口中长久不衰的“刽子手世家”，在中世纪时遍布欧洲。

但是这些世家的存在也揭示了当时刽子手的不入流形象。Harrington指出，人们被困在了这种家族的职业恶性循环中，因为现实中他们很少有其他工作的机会。那些工作和死亡有关的人是社会上其他人所不愿意为伍的。因此，刽子手普遍被抛弃在社会的边缘——甚至会真的被迫生活在村镇的边缘地带。

“人们不会邀请刽子手到自己家中。许多刽子手也不允许出入教堂。婚礼也必须要在刽子手的家里进行，”Harrington说，“一些学校也不接受刽子手的子女。”

这种社会隔离意味着刽子手只能和那些被迫混迹于社会底层的人接触，而且都是妓女、麻风病人和罪犯这样一群“不良分子”。而这样只会增加人们对刽子手及其家人的猜疑。

因此，刽子手成为了一个难题：对于维护法治必不可少，但是又因为工作被众人讨厌。“对待职业刽子手的态度非常模棱两可。他们在被认作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又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芬兰图尔库大学的文化历史副教授Hannele Klemettilä-McHale表示。

不过，这种病态的工作还是有一些职业好处的。Klemettilä-McHale说，刽子手得益于一种被称作“havage”的东西，这是一种税赋，赋予了他们可以从市场摊贩处免费拿走定量食物和饮品的权利。此外，她还告诉Live Science说：“官方通常会向(刽子手)提供免费住宿，并且免除他们的通行费和税赋。”这些小恩小惠是为了补偿刽子手的社会隔离——并且迫使他们继续干下去。

但是与他们较低社会地位相矛盾的是刽子手要按时上班的职业精神。Klemettilä-McHale说，虽然行刑这一行看似不太需要蛮力和残忍之外的东西，但事实上刽子手需要相对较高的专业水准才能漂亮的完成工作。

她表示：“刽子手的每一次行刑都得成功的完成。如果失败，不仅会被指控为失职，还会被指控为残忍。”

在部分地区，刽子手砍头不能超过3下——如果因为用斧子或者剑砍了太多下才完成，那后果很严重。“有时候，失败的刽子手会被狂怒的观众群殴，如果他没被揍死，官方会进行惩罚，扣除工资、关监狱或者免职，”Klemettilä-McHale解释说。

显然有一个强大的动机促使他们尽可能干脆利落的执刑，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对人体有着相对较好的理解。和大众的观念相反，刽子手并非没有受过教育。事实上，混在这一行当的人和同等社会阶层的成员比起来，有着异常高的识字率，并且了解人体解剖学的基础知识。

这导致这份工作有了意料之外讽刺的一面：一些刽子手还兼职成了医生。这造成了一个有趣的社会悖论：“那些不愿在社会上和刽子手有来往的人最后跑到了刽子手的家里去看病，”Harrington说。比如说，我们清楚Schmidt“治好的人比他杀死的人还要多的多。”事实上，他自己写到，如果不是被迫成为刽子手，当医生才会是他的选择。

显然，古时候的刽子手可不只是浑身溅满血的暴徒那么简单。相反的，历史书中记录着，在执刑被认为是维持和平重要手段的那个时代，普通人被迫接受了这份没人愿意做的工作。

“忘了他们头戴面罩还有他们隐藏身份残虐成性的形象吧，”Harrington说，“他们会把自己看做是执法人员。”

在Schmidt故事的最后有一个反转。在他从事行刑的职业生涯中，因为优异的职业精神他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尊重，他被提名成为巴伐利亚州班贝克的官方行刑人。Schmidt领到了丰厚的薪水，和他的家人一起住在大宅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不过，他还是因为职业问题饱受侮辱，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承受同样的命运。

因此在他70岁退休后，Schmidt开始了光复家族名声的使命。他向巴伐利亚官方申请让孩子从自己的“恶业”中解脱出来，他大胆的尝试获得了成功。

他的孩子们最终从被刽子手阻挡的人生中解放了出来，并有了追求自己向往职业的权利，正如Schmidt一直向往的那样——刽子手的故事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

本文译自 Live Science，由 Diehard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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