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政治正确文化”是否正在“扼杀喜剧”有着很多讨论，Dave Chappelle的脱口秀特辑中的争议演出也好，SNL临阵打消雇佣Shane Gillis的决定也好。这有点蠢。真的是非常弱智的一个讨论。主要因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这种争论每隔个几年就会蹦出来，就像是一颗用废话攒出来的哈雷彗星。

现在的人们太过敏感了吗？在这样的环境里喜剧还有活路吗？正如喜剧历史学家、播客“Why You Mad？”的主持人Nesteroff和Luisa Diez在推特上指出的那样，整个20世纪里人们都在问着相同的问题。专栏作家Corey Ford在1958年曾宣称当时的社会在“扼杀笑声”。为什么呢？因为由于“少数群体”的原因，像“种族笑话”这些“过界”题材不能登上喜剧的舞台了。Ford声称，都是因为这些过于敏感的人存在，“我们可能再也无法见到像是Will Rogers、Mark Twain和W.C. Fields一样的喜剧天才了。”或者就像如今年轻人了解的那样，有两个死人他们可能是隐约听说过，而第三个死人写过的书他们在初中的时候还要假装读过。

当时关于这个话题还进行过电视辩论，由两个傲慢自大的年轻人对垒…Mort Sahl和Steve Allen。

不是说情况一直没有改变。它们改变过。但从很大程度上来来看，如今的喜剧人比以往都要自由。虽然如今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会让一个喜剧人成为众矢之的，或者让他们损失某个职业契机，但是要在过去，他们可是要面临法律后果的。不仅仅是像Lenny Bruce和George Carlin这样的著名喜剧大师会这样，就连那些没什么名气的喜剧人也难逃此劫。就好比William Hung还没出生之前就在调侃“banging(啪啪啪)”的Belle Barth。她曾被两名老师起诉赔偿160万美元，因为她的表演“从道德上腐化了他们”。之后还有George “Hoppy” Hopkins在表演时被一个不堪冒犯的观众扭送到了警局。

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喜剧人反复提起这种争论会让人很困惑。对如今的政治正确文化最为著名的一些批评者要在几十年前会遭遇更为糟糕的文化障碍。就拿Mel Brooks来说，他称自己大部分的电影放在今天都不会开拍，因为“我们变得无脑政治正确，而这就是喜剧之死。”我们喜欢Mel，但是他的这些言论有点让人意外，毕竟他的职业生涯在1967年时差点因为政治正确而彻底毁灭。

Brooks的导演处女作《发财妙计(Producer)》因为其中充满争议的情节几乎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首先，传奇演员Zero Mostel差点就不出演该影片了，因为他的经纪人认为剧本太过无礼，不适合他出演。当初的票房也是惨的要命。批评者说该影片“在二战结束才过了23年”还在拙劣模仿希特勒十分“低廉”且“食之无味”。如今它却被人们捧作喜剧经典，而且它的舞台剧改编版还保持着最多托尼奖的获奖纪录。

Jerry Seinfeld曾著名地说过：“有一个瘆人又政治正确的事情真的让我很烦”，然后说他再也不会在大学演出了，因为他们“太政治正确了”。但就连宋飞也遭遇了很大的文化阻力。在制作《宋飞正传》的时候，NBC强迫他删掉了一段George说自己“从没见过黑人点沙拉吃”的戏。而且NBC还不得不公开向波多黎各群体道歉，因为倒数第二集里Kramer烧掉了他们的国旗。“波多黎各日”这一期太具有争议性，以至于它被从《宋飞正传》合集包装上删除，直到5年后才再次播出。

然后还有传奇巨蟒六人组中的成员、并且出演不那么传奇的《贝多芬圣诞大冒险》的演员John Cleese。他和宋飞一样不再会在大学演出了，而且他评论过“当人们没有对所有事情都剑拔弩张时做喜剧更容易”。考虑到围绕《布莱恩的一生》的强烈抵制，他会说那句话也特别让人感到震惊。由于所涉及的宗教内容，在整个欧洲，这部电影要么被分级为X级或者直接禁播。而在美国，还出现了抗议。你会觉得在所有喜剧人里，Cleese应该觉得如今的人们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了，因为在期间的40年里，《布莱恩的一生》被视作经典，教皇方济各还赞誉该片是“对耶稣一生的非凡赞歌”。

当然，虽然人们对基督教题材的幽默放轻松了，但对其他类型笑话的容忍度如果没有彻底消失的话，那就是减少了。而这一点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喜剧中什么东西能被观众接受永远是与时俱进的。比方说，在未来加拿大首相花费出奇大量的时间对其实验之前，扮演黑人的演员还是巡回轻歌舞剧表演中重要的一部分。就连Bob Hope也曾经是一个扮演黑人的喜剧演员，之所以他会放弃这一行当是因为有一次他错过了有轨电车，然后来不及在重要表演前进行化妆了。

不只是扮演黑人的演员。像是“The Merry W*p”这样具有种族歧视的夸张动作在轻歌舞剧里司空见惯(要记住，意大利人也不是总被看做是白人)。不是因为没人被冒犯到，而是因为被冒犯的人“也没什么地方去讲理”。一位著名前轻歌舞剧艺人最终“掀起了一场将种族歧视表演动作从轻歌舞剧中抹除的斗争”。

Groucho Marx特别指出两个轻歌舞剧演员，说他们的整套搞笑动作涉及种族模式化形象。他们二人辩称种族搞笑动作“如果做得好的话是不会失礼的，”而且对此“苏格兰人”或者“瑞典人”也从来没有抱怨过。Groucho回击说道：“像Sandy McPherson和Yonny Yohnson这样的演员们并不是遭受压迫、制约、种族隔离或者迫害的少数群体。”

后来还有喜剧大师George Carlin，如今抱怨喜剧过度敏感的人总喜欢引用他的话。Carlin说政治正确是“美国最新形式的不容忍”。但是Carlin和Groucho一样，在喜剧演员拿少数群体挖苦的问题上直言不讳。最近他在1990年的一个采访爆红，Carlin在其中聊到了关于Andrew Dice Clay的争议。Carlin维护了Clay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补充说道：“他的调侃目标是劣势者，而喜剧在传统上会挑那些有权力的人和滥用权力的人进行调侃。女性、同性恋以及移民，在我看来都是劣势者。”他还指出似乎Clay的“核心观众是被这些劣势群体威胁到的年轻白人男子。”

重点是喜剧一直在进步，而且离不开那些站出来反对某些态度或者偏见的人们的努力。最近，《宿醉》的导演Todd Phillips声称他不得不拍一部杀人小丑的电影，仅仅是因为“现在这种觉醒文化，人们很无趣了。”Phillips的论点几乎立马受到了《小丑》的演员Marc Maron的挑战，他对Carlin的多愁善感发出了回应：“现在有很多人都很有趣……在这个特定时刻，为了一些人纯粹的乐趣、刺激和笑声，拿少数群体开涮，让他们受伤，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让他们感觉到被排挤，这是不能接受的。”

那些抱怨社会发展与喜剧不和的人只不过是历史巨轮中无聊透顶的抱怨鬼。喜剧人应该更明白，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似乎把他们认为“前卫”的题材误认为是老套和不切实际的。宋飞的“同性恋国王”梗没有引领什么新的喜剧先锋。如果大学生听完没笑，那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60多岁咖啡上瘾的百万富翁讲的梗比他们刚在推特上看到的东西好笑。

喜剧人应该能够区分过时题材和挑衅才华之间的区别。Patton Oswalt对自己首张特辑中有关“同性恋弱智”这种“图省事儿”的段子曾公开表达过悔意。他没有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上为自己大肆辩护，因为最终他明白那只是为了“简单搞笑”而创作的一个肤浅段子。但是图省事儿的喜剧人不是孤军奋战。他们在图省事的媒体中有着共谋者。详细说来，他们的共谋者就是那些提出“[在这里插入社会里的新进步]正在扼杀喜剧吗？”问题的记者们。

想要维持喜剧的活力？那就时不时去一下你们当地的俱乐部支持一下他们吧。

本文译自 Cracked，由 Diehard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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