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https://aeon.co/essays/for-schopenhauer-happiness-is-a-state-of-semi-satisfaction

1807年10月13日，在时髦的城市魏玛，约翰娜·叔本华提笔写信给19岁的儿子亚瑟：“为我自己，我需要知道你过的是否愉快，尽管不必亲眼见证。”

两年前，约翰娜的丈夫海因里希·弗罗里斯突然离世，尸体被发现在他家后面的水沟中。或许不慎失足落水，但亚瑟怀疑自己父亲是自杀的，也许他从旁边的谷仓顶跃入了冰冷的河水中。约翰娜并未表示异议。自杀事件四个月后，她卖掉了房子移居魏玛，在那里从事文学工作并经营一家沙龙。亚瑟独自留居汉堡，遵循父亲生前的安排，在一位商人手下当办事员。但很快，亚瑟也从中解脱了出来。

从1807年的信件中我们得知，亚瑟与母亲就他辞去商业学徒的安排达成了妥协。约翰娜将会资助亚瑟的求学——她怎么能拒绝呢？——包括动用关系来为儿子铺平前往大学的道路。对此约翰娜只有一个条件：亚瑟必须远离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要呆在自己身边。

“你所有好的品格，”约翰娜在11月6日的信中写道，“在你极其聪明的外表下变得模糊，并在你愤恨的求知欲和好胜心下变得一无是处……假如你改变自己，那只会很可笑，但实际上，你很烦人。”简而言之，亚瑟是个无聊而又烦人的人。

假如人们发现亚瑟·叔本华难以相处，那么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很长一段时间，叔本华都是在自我孤立的沮丧中度过的。1832年，在柏林呆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搬到法兰克福，在头两个月中仍然延续着孤独的生活。为抵抗孤独感，叔本华坚信孤独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最适状态，“在那里我是国王”，他说，“唯一的法令就是——别打扰我。”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哲学家，幸福似乎都与叔本华无关，正相反，叔本华带有的，是欧洲哲学史上最深刻的悲观主义。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基于两种观察。首先是内在的观察，我们并非单纯的理性生物，在感知与理解以外，我们还有从世界中获取并保有事物的渴望。每一次争夺背后，都伴有缺乏的痛苦，然而，持有某物却很少使我们感到幸福。并且在我们满足了一个欲望之后，总会有更多的欲望冒出来取代先前的空缺，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厌倦，抱怨人生空虚。如果我们足够幸运，不必忧虑于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么为了脱离厌倦，我们就需要发展出对更高级别物品的需求，比如酒精、烟草或是时尚的衣着。我们永远也没办法，叔本华说，获得最终、永久的满足。于是他写下了这句广为人知的格言“人生如钟摆，在痛苦与厌倦之间徘徊。”

叔本华从印度哲学中得知，观察到苦难是人生本质的，自己并不是第一个。佛陀将这种苦难称为dukkha(苦)，它作为佛教的四圣谛之首。在四圣谛中，最后一条是magga(道)，或者称为八正道，它是从苦的解脱之路，同时它也深刻的影响了叔本华的道德哲学。

第二种观察是外在的。据叔本华所言，只要我们稍微观察一下周围世界，就会知道，莱布尼茨关于我们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中最好的一个的观点是多么荒谬。与莱布尼茨的观念相反，叔本华声称，如果要说世界出自任何的安排，那只能说它是以最大化痛苦的原则来进行的。他给出动物的例子，自然界中动物需要，并且只能通过残害它者来赢得生存，于是生存者就变为了“活着的墓碑”。自然作为整体是“沾有鲜血的獠牙与利爪”，丁尼生后来评论道，受困于此的生物，它们不是捕食者就是被捕食者，为生存而进行血腥的斗争。

文明无济于事，它只是增加了人类遭受苦难的场所。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写道：

如果人们还要带领一个最死硬的乐观派去参观正规医院、战地医院，外科手术室，再去看监狱、刑讯室、奴隶禁闭处，看战场和刑场；然后给他打开一切黑暗的、疾苦的所在地，那儿，在你去看时，痛苦在冷酷的好奇眼光之前爬着躲开了；最后再让他看看邬戈林诺的饿牢；那么，他在最后一定也会看出这可能的最好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如果要根据世界的作品来推测它的目的，那么它只能为惩罚而存在。

这些观察，前者基于人类天性，后者关于自然本身，它们都支持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论断，即人生不值得过，世界不应该存在。存在与否并非出自我们自身的意愿，假如我们拥有选择权，选择存在，选择这个不断失去，毫无收益的人生是非理性的。如叔本华所言：生活是一门赔本生意。

但幸福确实是存在的吧？我们无法忽略它的存在。我们经历过，也看见别人经历过幸福的时刻。似乎叔本华一旦接受了幸福的存在，它的悲观主义就不可避免的走向解体。即便每个生物都注定面临许多苦难，或许这些苦难能和它们遇到的幸福相抵消，或者甚至苦难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于是，叔本华就不再能说服我们反对自身存在了，幸福也许让人生值得去过。

叔本华并未反对幸福的存在，但他认为，我们误解了幸福的本质。据他所言，幸福不过是痛苦的缺席；是当前欲望满足与新的欲望追求之间的片刻喘息。比如，想象你在买下人生第一幢房子时的满足感，这里让你感到幸福的，叔本华会说，并不是成为房主的积极状态，而是从未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前的忧虑中解脱出来的消极状态。这种幸福是极其短暂的，新的忧虑随之而来，比如装修或是还房贷。

叔本华强调他关于幸福的消极本质观点来自一些生理学观察，这些观察都显现出保持并享受幸福的无比困难。比如，我们总是注意到出错的东西，而对运行良好的部分熟视无睹，叔本华对此有个精妙比喻：“我们感受不到健康的身体，却对不合脚的鞋子敏锐异常。”在我们解决一个困扰以后，就迅速的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然后转向下一个问题，“这就像我们享受的美食，只存在于吞下前的时刻。”此外，无论是多么小的问题，我们都会将它放大，使它一整天都萦绕在我们心头。并且，我们对仍拥有的事物毫不在意，就像琼尼·米歇尔的著名歌词：你根本不懂你拥有什么，直到它化作虚无。

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感觉到幸福，每个人总是能够在他生命的某个时刻体验到幸福的。叔本华是想告诉我们，幸福的感受方式不同于痛苦。我们没法控制痛苦的表达，它们突显出需要修复的东西，无论这其中的原因多么琐碎，痛苦总会让它成为我们首要的关切。但是愉悦并不主动显现自身，痛苦的不断侵扰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就像吞下后的食物那样，幸福消失了。

于是，叔本华求助于回忆与反思：我们的幸福感并非直接，当我们回忆起那些本会遭受，却有幸躲开的厄运，幸福就出现了。为了享受拥有某物的快乐，我们就必须回忆起缺乏它们时的情形，回忆的痛苦与由此产生的快乐并不矛盾，痛苦越大，幸福感就越强烈。尽管远非幸福，但普里莫·莱维在他的著作《这是不是个人》中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例证，他曾经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谈到强制劳动之间的短暂片刻时，他写道“我们到达装货现场，卸下枕木，然后我僵硬的站着，眼神迷离，张开嘴，垂下双臂，让自己浸没在痛苦短暂退却时的狂喜之中。”

事实上，回忆自身的痛苦并非感受当前幸福的唯一方式，我们通过想象那些本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却未发生的事情来获得一种轻松感。我们甚至可以从他人的不幸中得到这种感觉。从这个角度看，莱维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功能：在阅读《这是不是个人》时，我们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种免于他描述的这些可怕遭遇的幸运感受。

对免于他人的不幸而产生的愉悦感，叔本华引用了卢克来修的诗句：

海中狂风怒涛，岸上人稳逍遥。

眼看扁舟危急，且自快乐兴豪。

何以他人有难，偏自意气飞扬？

只因早已知道，岸上安全无恙。

不过，叔本华敏锐的意识到，此种欢愉“已经很近于恶毒的源头了”。他或许在内心中把这近似于——或者等同于——幸灾乐祸，一种由他人痛苦中获得享受的态度。卢克来修的简短诗句将“幸灾乐祸”从“虐待狂”中分离出来：并非我们乐于享受他人的不幸，而是他人不幸凸显了我们的幸运，使我们对此感到愉悦。

但有时，叔本华会将幸灾乐祸斥责为“人类本质中最恶劣的一点”。幸灾乐祸与暴行的区别，他说，仅仅是态度与行为的区别：“正像幸灾乐祸是暴行的理念化，暴行也就是对幸灾乐祸的实践。”与此同时，其它缺陷比如妒忌——希望将别人的成就据为己有——只是属于人类的，因此可被原谅，但幸灾乐祸无疑是“恶魔的行为”。

就叔本华对事物的理解，要想得到幸福，那么我们必须设法将痛苦从生活中剔除，而若要想感受到幸福，我们还必须诉诸回忆，去回想此前的匮乏状态。为了找寻类似的伦理洞见，叔本华没有求助于同时代人的理论，而是转向古希腊的哲学流派。在所有这些学派中，他认为，他关于幸福的观点最接近于斯多葛主义：像叔本华一样，斯多葛派的思想家们，比如斯托拜乌斯、爱比克泰德和塞内卡，他们将幸福定义为一种无痛苦的存在。

总体而言，古希腊是找寻幸福哲学的良好开端，因为，据叔本华说，古希腊的人们认同：实践理性的目的就是寻找并达成一种好的生活。此外，叔本华补充道，除柏拉图外的所有古希腊思想家们都将此任务等同于对幸福生活的规划。他们只关注那些有助于我们在世生活的美德，将死后世界或是更高层次的世界抛之脑后。

叔本华指出，认为幸福就是避免痛苦的观念区分了斯多葛主义和其他流派思想，而这也是他的伦理观点和斯多葛主义的共同之处。在斯多葛学派寻求无痛苦时运用的实践理性中，叔本华鉴别出两类不同的形式。首先是间接的形式，我们可以通过细致的预估和规划，来选择最少痛苦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还有一种直接的形式，并非想方设法躲开人生中的障碍，斯多葛主义者尝试改变自己内心的想法，去直面它们。这两种形式，其一是行为的改变，另一种是思想的改变。

斯多葛主义对伦理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关于改变思想的建议。首先，斯多葛主义者注意到，缺乏的痛苦并非来自未拥有，而是源于“想要却尚未得到”。很明显，要想一并摆脱这类痛苦，我们就必须排除“想要某物”的部分。另外，我们的野心越大，期望越高，那么当愿望落空时的失落感也就越强烈。所以就算无法控制自己的需求，我们也至少要把这些需求限制在可达成的范围内。或许是融合进了自己的悲观主义，叔本华补充说，当我们内心充满希望，认为前途一片光明时，就该对自身多加留心了；我们总是不切实际的。“所有欢愉，”他说，“皆是虚妄。”

因此，斯多葛派旨在达成ataraxia(毫无纷扰)，一种清醒的宁静状态，远离外部世界的纷争。叔本华认为，若是将他关于痛苦不可避免的观察当做信念，或许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当我们抱有苦难是偶然的，可避免的信念时，它们的侵扰反而会愈加强烈。也许我们确实可以躲过某个灾祸，但普遍的苦难是必然的。而当我们选择接受叔本华的观点，或许就能在遭受苦难时少一分忧虑，或至少像面对那些无法避免的事物，比如和衰老和死亡一样的方式去看待它们。

最后一件事，是我们应当相信相反的一面：即我们注定可以找到幸福，而非遭遇痛苦。假如我们认为世界亏欠自己，那收获到的只能是失望，这不仅是因为欲望持续不断，更在于面对横亘在自己与应得的幸福之间的障碍时，愤恨不平的心态。叔本华观察到，有些人通过设定过高的，并且明知自己永远也无法达成的目标，而把这种愤恨集中的向外部表达。然后，经过不断的失败，他们开始怨天尤人，抱怨自身注定的悲惨际遇。“这样看来，”叔本华说，“向外界表达悲伤的意念就如同中世纪的水疱疗法，它将本来散布四处的‘坏体液’集中了到一起。”

尽管叔本华感到自己的观点与斯多葛派相近，但他并未与斯多葛派达成完全共识。事实上，叔本华拒斥了所有古希腊学派拥有的一个共同信念：他认为幸福的人生是不可能的，生活即受苦。创建一个专门的道德体系，借此引导走向幸福，据叔本华所言，是蠢人的行为。因为斯多葛主义者认为幸福的目的在于消除痛苦，假如世界的确如叔本华所认为的那样，众生皆苦，那么摆脱痛苦的唯一方式只能是摆脱人生，于是，斯多葛主义的逻辑终点只能是自杀。

作为替代，叔本华为我们提供了幸福人生的另一图景，一种不完全的幸福。即使受苦不可免除，我们也可以通过努力减少单个痛苦的持存来减轻它的影响。回到叔本华关于钟摆的比喻，一种幸福的人生需要填满足够多的欲望，以使我们不过于痛苦，但也必须包含足够的失败，来保证我们不会厌倦。这是一场永恒的游戏，它从欲望的产生开始，历经欲望的满足，到新欲望的生成结束，往返不息。其中，快速的一轮被称为幸福，缓慢的一轮则被称为痛苦。一种在欲望与满足之间的精细平衡，达成的一种几乎是半满足的人生，或许是我们对幸福所能希冀的最好出路。

如果说，好的生活被定义为一种幸福的生活，而它被认为是道德徒劳的目标，那这就引出了关于道德的真正目的的讨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一直都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我们不太清楚，叔本华是否会认同这种半满足的人生要好过不存在，即使没有任何一种单独的痛苦持存，但不可否认，这种人生仍是为苦难所主导的。

叔本华没有将这个世界改造成幸福家园的意愿，相反，他为我们挑选了另一条解脱之路：禁欲主义，一种比斯多葛主义更极端的生活形态，它常常出现在一些宗教的圣徒身上，表现为对俗世欢愉的禁绝。

同斯多葛派相比，那些印度哲学中所描写的隐修士显得多么不同；或如基督教的救主，那种充满着强烈的生命意义的独行者，虽然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下，却以完美的德行，以神圣和崇高的姿态矗立在我们面前。(《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卷一,109)

我们看到，叔本华所指的苦行者们并非幸福。他们完全摒弃了半满足的人生游戏，而是选择接受普遍的、必然的苦难，从而成为一种象征，他们试图超越苦难。对于苦行者，叔本华更偏向用宁静、平和而非幸福或愉悦来描述他们的状态。

你或许认为，既然叔本华指定禁欲主义，他自己必然也会亲自践行。远非如此。叔本华在法兰克福的日常生活中，早晨七到八点钟的冷水澡是他一天中最具苦行风格的部分了。洗完澡之后，叔本华会泡杯咖啡，花费几个小时时间写作，然后接见访客，一直到下午管家到来，提示他们离开。然后，叔本华会练习半小时长笛——据尼采所言，一种背离了悲观主义的行为——随后，他步行到喜爱的d'Angleterre餐厅，享受一顿丰盛的下午餐。吃完饭以后，他或许会再来一杯咖啡，小憩一会，然后阅读报纸，带着阿塔玛——一条白色贵宾犬——散步，边走边抽雪茄。最后，是他规律的九小时睡眠。佛陀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叔本华对禁欲主义的认可更多是出于敬仰而非鼓舞，他认为道德理论的研究与道德生活的实践无关，反之亦然：“圣徒不必是哲学家，哲学家也不必是个圣徒，”他写道，“正如雕塑家雕塑美人，但不需要自己是美人，要求哲学家是圣人是一种奇怪的要求。”只有一小部分最杰出的个人达到了真正的超脱境界，剩余的人，包括我们中的大部分，只能遵从一种半满足的人生，而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好选择。但是，如果叔本华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样一种生活的典范，那么它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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