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s://aeon.co/essays/can-enlightenment-still-be-found-on-the-banks-of-the-ganges

五年前一个闷热的夏天午后，当时我正返回位于印度圣城瓦拉纳西的临时住处。突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个蓝色瞳孔的白人，身上只有几条单薄的橙色纱布围绕在腰间——这是巴巴，印度圣人的装束。他干枯打结的头发像是长蛇一般垂在身后，灰白的长须上还沾有槟榔汁的污渍，满是汗水和烟叶的气味。这位巴巴正试图打开我的房门。我向他抗议，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转租给我这个住所的人，一位来自瑞士的传教士，曾经答应让他来这里洗澡。然而当我询问房东关于这位夏姆巴巴——这是我后来得知的名字——的来历时，他却一无所知。不过那天我还是让他在我房子里洗了澡，当情绪缓和下来后，他告诉我他也来自多伦多。如今他与加拿大已经没有了任何联系，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的目光重新投向那片遥远海岸。

随后夏姆巴巴向我展示了一条通往亚细的小路，亚细是恒河石岸的最后一段河坛。恒河，印度最神圣的河流，人们相信它自天穹落入人间，而如今其中也充满了万寿菊项链、水牛尸体、塑料杯和人类粪便。

我第一次来到亚细是参加一项加拿大政府资助的实习工作，和一个本土组织一起致力妇女和儿童的权益。那时我还很年轻，这座城市带给我的印象是它遍地的福井，在火葬柴堆旁光着脚丫放风筝的孩子，吸食鸦片的先知和衣衫褴褛的江湖骗子。我在此所见的一切似乎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某种深刻启示。在这片视河流为女神、为母亲的土地上，我见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抛弃了理性与逻辑的世界。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伴随着一个奇迹，即使我离开后很久，这些奇迹仍然伴随着我，它们促成了多年后的这场回访。为了理解什么是好的生活，我回到了亚细。夏姆巴巴，这位在我回访途中偶遇的朋友，他必定也是为了同样的问题而来——或者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大多数被瓦拉纳西吸引而来的人，比如我自己，都只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但有些人却永远的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纤维之中。1970年代，当夏姆巴巴来到亚细，他把自己的加拿大护照丢入了恒河的延绵水流，在这座城市的纵横街巷中取得了一席之地。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准确年龄，他是外来人士中的一个传说，甚至有人以他的名义创建了一个“夏姆巴巴启蒙之路”Facebook小组。

过去四十多年来，夏姆巴巴的唯一经济来源是几位外国朋友的怜悯施舍。夏姆巴巴向我承认，这几天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的新闻，看见他参观一个锡克教寺庙和卡加利牛仔节的照片，这勾起了夏姆巴巴遥远的回忆：当时他还居住在加拿大，当时的总理是小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往日记忆偶尔浮现在眼前，有时他会想起4岁时第一次得到棒球棍的快乐情形。但在大多数时间，对加拿大的思念已不再侵蚀他的脑海。

“我是一个向着上帝的孤独灵魂，”他告诉我说，“上帝指引着我。我没有任何关系和财产，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留恋的，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当联合国评选加拿大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时，他和上帝说了一两句话，他笑着说，“但那纯粹是物质层面的。”

如果说夏姆巴巴是个捉摸不定的神秘人物，那么彼得·C，这位44岁的自由翻译者兼导游就是个更容易相处的朋友，我和彼得度过了许多迷人的时光。1990年代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毕业后，彼得来到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修习印度哲学，而当他意识到自己凭借写作和教授英语就足以勉强维持一种简单的生活时，他选择留在了印度。那时的亚细还是个美好的地方，街道上没有汽车，贫穷仍是被欣然接受的。规则只限定在家庭以内。瓦拉纳西人不关心你外来者的身份，彼得解释说，除非你有暴力倾向，或是传教——或是试图接近当地妇女。

“那些被定义为社会残渣的人，他们会被这里的无政府状态吸引，”彼得说，“而厌恶这个地方的，是那些社会规则的拥护者，那些看到地上的牛粪就惊慌失措的人，瓦拉纳西人根本不会在乎。”

我想我或许属于那类更喜欢规则的人：我再次离开。又是一个五年，我回到了这里，却仍无法对地上的那些牛粪视而不见。带着好奇，我重新踏上了错综交织的街道，在前往主干道的小巷里，我遇到了夏姆巴巴和彼得。夏姆巴巴已经染上了岁月的痕迹，他一边叫喊，一边笨拙的躲避来往汽车、摩托、三轮车和牛群；而彼得，他用破碎的印地语拦下了一辆黄包车，最近他的喉咙做过两次手术，声音很虚弱。他的衣着一如我的记忆，仍是那件棕色长袍、破烂睡衣裤和甘地式的眼镜，稀疏的棕色头发扎成了一束束马尾辫。当我注视着他们，好奇之心仍不禁会油然而起，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加拿大相对舒适和安逸的生活，愿意扎根在这片混乱与污秽之中，生活在一个永远不会真正有归属的地方。

五千年来，瓦拉纳西一直是印度教的精神圣城，它也一直在与夏姆巴巴和彼得这类陌生人打交道。作为学术中心，它吸收了无数学者、智者和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到此充实他们的技能，而与此同时，各种旅行者：寻求遗忘的以色列退伍军人，潜藏在面具之下的日本乐队，逃离传统生活陷阱的被驱逐者，他们都为这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来——变换的视野能为灵魂带来自由。

早在1930年代，西方艺术家和学者就已在靠近亚细的恒河沿岸定居。爱丽丝·波娜，这位出生在意大利的瑞士籍艺术家在1935年来到自己位于亚细的居所，她在日记中写道：

这座房子真是奇怪而舒适，居住在这里我仿佛回退到了自我的领域，我的房子，我的家。这种熟悉的感觉向我张开她温暖的怀抱，带给我满足、愉快、安定和自在，像是浸泡在温暖的泉水之中。

神圣的亚细河与恒河在窗外相交汇聚，那是波娜的天然画室，正如她的朋友阿尔弗雷德·维尔费尔描述的：

河流交汇处是名副其实的天堂，艺术家眼中的画室。对她而言，河边络绎不绝的沐浴和祭祀人群就像是有生命力的移动雕像。

早在1960到70年代，许多学者、艺术家和旅行者就已定居在此，但游客的大批涌入还要等到1991年后，当时印度进行了经济的自由化改革，简化了出入境旅行的手续。这座被赋予纯净和救赎的城市吸引到大批朝圣者，那些希望摆脱生活束缚，在新环境中发现自我的人。他们一连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学习瑜伽、印度哲学和音乐，期望从这座城市的神圣河流与晦涩宗教里汲取到某种启示和灵魂的满足；他们想要发现生活的乐趣，那种“现代之前”的生活方式，简单朴素，快乐为先；他们还想找到那些志同道合的追寻者，一同探寻那些终极问题的答案。

大多数外国定居者来自欧洲、北美的后工业化世俗国家，他们努力逃离现代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这些国家有着亚细居民无法想象的生活条件，机遇和自由，然而现代性是要付出许多心理代价的。

压力和孤独感正在世界蔓延，现代化剥夺了我们的族群关系，同时我们也不再能够把自身遭遇简单归咎为命数安排，我们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的可怕一面，许多人开始体会到，自己是被孤独的抛入了这个无可倾诉的世界之中。

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最先开始思索现代人的沮丧情绪。他从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便现代社会下的人们享受到比以往更好的物质条件，拥有先前无法想象的生活水准，但绝望、甚至是自杀的念头却有增无减。这种情形同时也出现在了西欧其它工业化国家：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例如英国和丹麦，这些社会的自杀率要高于较为贫穷的国家，例如意大利。此外，自杀倾向对受教育的富裕中产的影响要高过贫苦的底层民众。涂尔干1897年出版的着作《自杀论》为现代化病症作出了全面的诊断：他认为，随着个人主义的时代潮流、家庭的分崩离析以及信仰团体的日渐衰微，那些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保护个人免受命运变迁影响的因素都已不复存在，那么广泛的沮丧情绪也随之奔涌而来。

现代社会，个体生而自由，不再受到氏族和阶级的束缚。信仰、婚姻、工作和对价值的追寻，这一切都出自我们的个人选择，于是人生意义的问题最终又落到了我们自己头上：成功可以总结为个人的天分、努力与坚持；那么失败也必然是个人的责任。毕竟，我们不是为自己作出了选择吗？难道我们不是完全自主的——享受所有成功的收获，独自咽下失败的苦果吗？没有机遇，没有特权，也没有高深莫测的神谕，不均等的社会财富来自不同的个人选择与行动，于是，社会的残渣，那些失败者，他们能够责怪的就只能是他们自己。那些生活在繁荣地区的人们，他们总不可避免的被要求与身边处境更好的他人作对比，而社交媒体的兴起更是加强了这种趋势。

对这些生活在瓦拉纳西的外来者而言，这座城市就是涂尔干笔下西方现代社会的对立面。至少在2000年之前，这里几乎不存在什么达到物质丰裕的机遇，并且人们也安于贫穷现状。这里的人普遍认为物质、权利和地位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灵魂价值，甚至还会因此而偏离对自由，对解脱——摆脱生死轮回——的追求。

在瓦拉纳西，生活节奏更慢，并且始终围绕着那些终极问题：印度教认为，死亡是为了更好的寻找，发现庸碌和受苦的解脱之道，而数千年来，朝圣者不断涌向此地，只为寻找解脱(moksha)的方法。瓦拉纳西人的日常生存伴随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他们用它来为苦难和不公作出解释，并借此模糊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每天清晨，无论贫富差异，阶级高低，无论性别年龄，健全残缺，人们一同来到恒河，沐浴其中；而当他们死去，骨灰也将被撒入河水，共同的风俗可以以奇迹般的方式抹去一切不平等。在这里，夏姆巴巴和彼得遇到了一个尚未被科学理性渗透的世界，它仍为恶魔与神灵所支配着，而也正是在这里，他们可以才能勉强达成一种简单的生活。

居住在瓦拉纳西的个体仍带有深层的家庭与社会纽带，而这些纽带在带给他们限制的同时，在外者看来，它也定义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合适位置，并免去了过多的抉择。

贫穷也不至于无法喘息：事实上，贫穷经常被一笑带过，穷人总是迅速的将分配不均归结为某种他们无法掌控的力量，而这也戳破了西方社会广泛流传的信条：即每个人都有达成期望的能力——赚大钱、升职加薪、取得重大发现。一旦接受了这种“一切皆有可能”的观点，那么大多数平凡人将难以忍受平凡的自己。瓦拉纳西人明白，仅靠努力工作或是个人意志并不足以保证一个好的命运。事实上，直到电视和媒体普及之前，现代社会还未被它们宣传的种种欲求围绕，那时大多数人还能够平和的接受自己的平庸，并将大多数境遇归为上天注定，而不是被个人抉择所困扰。

忽略贫穷的一面，瓦拉纳西人的生活是简单、闲适和满足的，他们大多有着不规律的工作时间，而这也意味着他们有更多自由参与到这个城市的事务和宗教节日之中。每到春天，当地人会关闭自己的商铺，花上两周时间，在户外的夜晚享受一年中最美丽的恒河景色；而到了夏天，伴随传统音乐，他们庆祝季风的到来。不规律的工作日之所以可能，在于瓦拉纳西人大多经营个人小买卖，或是在不受监督的环境中工作，这意味着只要他们干完手头上的活，接下来的时间都将属于自己。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作”和“闲暇”的界限是模糊的，从早到晚，工人、手艺人和脑力工作者们常常聚在街头巷尾的茶馆闲聊，他们相互倾诉难处、争论或谈笑、歌唱或咒骂、哄骗或羞辱。他们说，即使是个穷光蛋，也能表现的像个国王，他们杯里装的不是水，是自由。

那么现在回到加拿大，看看我这份受老板监督的，薪水体面，“福利”可观的工作。我很难不去琢磨，当我把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租给了我的雇主，按照他的要求行动，代价是付出多少许多至关重要的个人自由。我的时间属于我的老板，我无法像瓦拉纳西人那样自发的表达喜悦和充满活力的自己。我似乎有些理解了夏姆巴巴和彼得作出的选择。

此外，既然瓦拉纳西人并不看重赚钱的能力，夏姆巴巴也就能够安然的放弃自身财产，而彼得也只需赚到一点足够生存的小钱，每天都能为生活留出富余、充实的时间。彼得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印度小中产，他的中饭时间长达三个小时，期间充斥着闲谈和菜汤，偶尔被客户来电打断，或是到门口抽会烟斗。没有人给彼得设定最后期限，他也没有必须要去打交道的客户，他不必坐在办公格间，也不必遵循朝九晚五的固定作息。每周他都沉默一天，学着掌控自己的舌头。

在这里，彼得和夏姆巴巴的人也会注意到和自己类似的人，这些来自西方的灵魂探求者，他们的由来各异，目标相同，去发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期望有新的事件能促使他们伫立，唤起他们更敏锐的观察之心。听彼得讲述有关亚细的故事同时也是在发现他为自己定义的另一个宇宙：和香布一起受苦，香布是一个传奇潜水员，他曾经在潜水时抓到一只海豚，并把它带上了岸，可惜后来家里的钱都被他拿去买酒喝了个精光，他在修井泵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井里送了命；和狄帕克一起口渴，狄帕克从出生到成年都不能喝水，直到他目睹了难近母——屠牛者，亚细曾经最受欢迎的女神——的真颜；和厕所巴巴一起哭泣，厕所巴巴是一个住在亚细公共厕所的圣人，当瓦拉纳西城市规划局开着挖掘机驶向他的圣所，他站在地上，亲眼看着它付诸烟云。听彼得讲述时，我不禁在想，真正的成功是否就是燃烧无尽的好奇心，体验各式人生斑驳残影，并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见证者，去观察世间众生独特、悲惨的美。

但是我们头脑中那个浪漫化的瓦拉纳西，那个彼得、夏姆巴巴和我所深爱着的，坐落在生活秘密边缘的城市，它不是永恒不变的。现代的洪流终究还是开始侵占这片土地，年轻人爱上了牛仔裤和麦当劳，着迷于它们所代表的未来。亚细，这个学者、苦行僧和朝圣者在纷杂世界中为数不多的避风港湾，曾经目之所及，是一望无际的万寿菊和西红柿田野，而如今这些也都已经被嘈杂的街巷取代，各种披萨店、寺庙、旅馆和僧院林立其中。满地粪便和苍蝇的小巷里，身穿橙色长袍、挥舞着iPad的僧侣和来自瑞典的金发游客摩肩接踵，戴着朋克太阳镜、骑着本田摩托车的小青年们从你身旁呼啸而过。25岁时候的我爱上这座城市，是因为它超脱于时间的外表和涌向内心的泛滥思绪，但我也知道，生活在瓦拉纳西的同时也意味着亲眼看到梦想的逐渐解体。瓦拉纳西，它和我们一样不可避免的受到压迫、腐败和暴力的影响——在温馨祥和的外表之下，是被宗教和种姓撕裂的社会，甚至不需要什么理由，它在一夜之间就能演变为一场反目成仇的残酷斗争。此外，即使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比如为家里拉电线或是让小孩上正规学校，都总是需要用到高超的欺骗和行贿技巧。换句话说，瓦拉纳西所有那些有别于现代西方社会的优点，都只是面对日常现实而不得不作出的妥协。和夏姆巴巴、彼得不同，我还是更愿意选择加拿大安全、物质满足的生活。

逐渐的，选择生活在这里的外来者们会发现，他们被夹在了两个无法完全融入的社会之间。彼得承认，自己的一部分还是加拿大人。每年夏天，彼得都会回到蒙特利尔住上几周，去看望他的父母，然后从加拿大带回一些土特产：去年是一瓶五香粉和母亲种的一些薄荷。爱丽丝·波娜，这位在她所爱的亚细生活了大半人生的艺术家，她在苏黎世去世。

夏姆巴巴已经老了，他的外表越来越像是个猎人：眼神尖锐而多疑，仿佛他一生都在警惕中度过。他公开承认他的灵魂已经充满污秽。或许人们会期望从他身上找到一个苦行者的宁静，毕竟他几乎整个人生都在沉思与隐居中度过。然而现在你能从他口中听到的却大多是抱怨，抱怨散发恶臭的垃圾堆，抱怨把一处安静场地改造成停车场的当地政府。他成为了一个生活日常琐事的研究者。

彼得说，当他父母老了，他就离开这座城市回去照顾他们。我脑海中浮现出他回到蒙特利尔的样子：年迈孤独，窗外飘着雪，铁锹的刮擦声此起彼伏，他从门口草坪上捡起报纸，房屋的阴影投在冰冷窗后，恒河的日出在他心中慢慢消逝。

夏姆巴巴没有家可以回。当他死去，谁会记得他呢？他厌恶的当地人会像对待其它巴巴那样，聚集起来把他的尸体抬到河边吗？还是说他会在自己身上铺满鲜花，念诵祷词，然后划船到河中央，绑着石头沉入神圣恒河的汹涌激流，一如40年前对加拿大身份作下的弃决？瓦拉纳西的死亡，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是通往自由的道路。那么也许终有一天，夏姆巴巴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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