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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北美和欧洲的性观念转变发生在60年代。但而经济学家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性革命开始的要更早。并且性革命的爆发点并不是避孕药的诞生，而是别的药物。

经济学家说，生活中的所有东西都是有标价的，那么因此“自由恋爱”也是有自己的价格。如果价格下跌，那么爱情会更泛滥。“这是经济学，笨蛋！”来自Emory大学的经济学家Anderw Francisi在一个长1小时的简报中重申。他近期发表的了论文《□□档案》(link)。

在这项研究中他试图证明，1960年代末性解放运动席卷全球，并不是因为现代避孕工具如避孕药的使用和思想解放。

确切的说它开始的时间最少要早10年，发生在印象中相对保守的1950年代中期。起主要作用的关键人物是苏格兰细菌学家Alexander Fleming，他在1928年九月28日偶然的在他的试验室中发现青霉菌可以杀死细菌。

Fleiming的发现致使在1940年代初期临床医疗中使用抗生素，从而让梅毒第一次被有效控制。Francis说：“人们普遍接受，性解放运动的兴起是借助60年代宽松的环境和避孕药的发展。然而实际上很清楚指出，那时广泛使用青霉素，导致梅毒病消退，并以此为前提，才开启了50年代现代的□□新纪元。”

在那之前，风险——也就是经济学家说的“成本”——对于无保护的□□实在是太高了。在1939年病毒流行的最高峰，光美国一年就有2万人死于梅毒。经济学家Francis说：“在30年代晚期那就如同艾滋，并且比艾滋早了40年。”

在二战进行中，军事领导者特别担心疾病的危害会影响士兵的战斗力，所以大力推动了性病的宣传，同时也加快治疗方式的发展。作为成果，1947年到1957年梅毒发病率下降了95％，致死病例下降75％。从经济学的观点上说，□□的潜在风险成本急剧下降；而且美国把这个成效保持到最后，如Francis现在指出的一样。

虽然在那个时候没有具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但Francis想到了一个点子，从别的可以信赖的地方，如卫生部统计的指标，同样可以推断出性开放程度。采纳了如以下几项：非婚生子的数量，如未成年母亲的数量和□□传染。□□具有高传染性但是没有梅毒那么危险。

Francis阐释到：“确实的，在五十年代末期，一下子梅毒就消失了，而其它的三项与风险□□有关的数据却戏剧性的增加了。”避孕药并没有当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在1957年Enovid药剂已经在美国市场当作阻月经药使用，但是在1960年初它才被美国药物管理局FDA准许当作避孕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最初只地区范围内流通，直到1972年初美国最高法院才开放让未婚伴侣接触避孕药。

经济学家Francis在把性解放与当下艾滋病的流行看成平行事件。在他进行的新研究中同样指出，临床医学中新型高效高抗逆转霉病毒疗法(HAART／鸡尾酒疗法)的实施，再一次把极具风险的□□转移到了男人们之间，因为现在人体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看上去是可控制的。这里再一次表现出经济学的效用，Francis写到：“这两个例子确认了一个基础理论，即□□影响疾病成本，而一个疾病成本也影响□□。 ”

在礼堂中Francis首先向他那些颇有兴趣的拥护者表达他对于□□非常独到有趣的观点。他引用了他熟识的西班牙天主教医生Eduardo Martinez Alonso的观点，对于青霉素的发现他骂到：“对罪的惩罚显然被忽略了。人们已然可以犯罪但不受惩罚，因为罪恶前的荆棘已经被移除。”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经济学见解。

Francis并不想和其它关于性革命的观点争论，他反而更相信，至少在未来，1950年代将被重新归类，不再仅仅是拘束和保守的了。“想必那时的很多人差不多已人到中年，不必再年轻气盛了。”

这个新研究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提示，关于性历史的研究只局限于当时的文章和媒体是不够的，也要时不时的通过充分的统计学分析。

大概短短几天前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Faramerz Dabhoiwala在一次报纸的采访中，他指出，在约1800年的时候应该也发生了一种性革命。如之前所阐释的理论解释，那时的出生孩子中忽然有25％是私生子；而在1650年的比率仅仅是百分之一。Dahoiwala说：“那说明，那时的人们中有一种恐惧一下子就消失了。” 本文译自 Suddeutsche.de，由 Anis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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