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原文作者，下同)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用红笔在一份拼写测试卷中用红笔在“kitchen”旁做了个记号。我当时就问老师哪里出错了，她指着我潦草的字迹说：“这里的r应该是c。”

“那本来就是c！”我说，“我怎么会在kitchen里写r?”

“你说呢？”老师说完就慢慢走开了。

这是那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这段记忆压过了我做出一件龙的雕塑作品，写的万圣节故事，郊游、数学竞赛和我喜欢的姑娘的回忆。至今我印象最生动的是老师是如何不公平的对待我。

我当时的确写的是c，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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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成为了一名教师，我开始每天应付学校学习中学到的知识。除了惊讶于我们将这么多知识还给了老师(快，不要犹豫告诉我什么是对数？)，我还惊讶与为什么人们要记得曾经做过的一切。我开始回忆最深刻的回忆，也将这个问题问了我的朋友。他们告诉我，他们印象最深的回忆是老师们的趣闻、实验室那几个长得乖乖的伙伴、以及如何躲过恶作剧的捉弄。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记得的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待遇。诬告你作弊、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当着犯错的众人面骂你一个人、因为用错术语被扣分……作为一个老师，我曾经发誓我绝不会这么做，在我班里，所有学生都能说出自己的心声，所有学生都会接受公正的待遇。

在我教学生涯第二年的10月，有一天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同样在办公室里的还有一名10年级的学生。这名学生的眼神避开了我，用低沉而颤抖的语调说：“我觉得你总在骂我。”

“如果你感觉被我单独对待，我很抱歉。”我说，“只要大家的注意力分散，我会告诉所有人要集中精神。”

“才不是，”她用自己最大的力气说,“如果有四个人说话，你一定会点我的名字，接着让我们继续学习。”

她的话震惊了我，我想了一想，发现她说的竟然是真的：当天早上我还点过她的名字。两天之前我也是。我发现只要他们一组人表现不好，我总是指责眼前这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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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下面干什么我在讲台上看得一清二楚，不信你上来试试。

“好吧，也许你说的对，”最后我终于承认，“对于我的行为我感到很抱歉。也许是因为我太关注你的缘故，因为你的数学成绩很好，在班上也很努力。所以我担心你的成绩会受影响。”

“但是我好难受。”说话间她快要哭了出来，这是我意识到我在这之前曾经犯过更严重的错误，深深的伤害过她。每次她表现不佳我就说她不积极、不专心、不努力；另一方面只要的注意力被其它事情吸引，比如想到自己要教生物课但是又不是很懂这方面，我就会在她的考卷上打上F(不及格)。

我再次向她道歉——这次是很真诚的道歉——当天晚上我开始反思为什么我对自己犯下的小恶一点印象也没有。

在我的班级，学生被区别对待的情况很严重。因为每个老师要面对100多个甚至更多的学生，一般的孩子每天在老师脑海里停留的时间也就1-2分钟，这都算长的。但是学生们却只有几个老师，所以每个老师对她的态度在她看来都很有影响力，老师说过的话可以影响她好几天，晚上回家会影响她做作业，甚至影响她的未来。她会用许多时间思考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的期望，老师对某些人的偏好和对自己前后不一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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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老师对学生短短的几分钟，学生看来可能觉得身处炽热耀眼的聚光灯下，在老师看来早已记不得的事情，可能会伴随学生们好几年。

想到这里我感到十分害怕。学生们也许很快就忘了课堂上老师教过什么，但是课堂上的体验却能伴随他们一辈子。而每个老师对学生们又是区别对待。尽管老师们心中都有一套公平的标准，但是有时却没能践行。老师们手中挥舞着重重的大棒，一不小心就会给学生留下心理上的伤痕。

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要每天每刻考虑每一个学生的感受。但是我们时间、精力和想象力都十分有限，要做到这一点无比困难。更实际的做法，我们可以使用拇指规则——凭我们的经验和知觉养成一些公平对待学生的习惯，让他们免于遭受不必要的折磨——也免得我们自己以恶魔般的形象留在学生的记忆里。

最有用的方法还是那句老话：下结论之前一定要问清楚。这样做看似简单，却可以有效避免直觉造成的误判。有的时候，学生在上课时候打瞌睡，我想当然认为是昨天晚上玩电子游戏睡得晚；某个学生又在抄练习册背后的答案，那几个学生没有好好学习又在聊天。但是也许,打瞌睡的学生是昨晚帮助家里照看店铺，那个抄答案的学生只是在翻看目录，而两个谈话的学生也许只是在谈论我的板书把“graph”写成了“grape”。

本文译自 theatlantic，由 王大发财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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