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2016年4月22日，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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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威廉·莎士比亚和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在年内相继逝世；同时，1616年也见证了伊斯兰世界与英国首次签订长期官方协定。作为英国最伟大的文人之一，莎士比亚一生经历了新教英格兰与摩洛哥王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伊朗萨法维帝国等伊斯兰国家之间一系列重大外交关系变化。随着贸易路线不断开拓，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积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这时候，关于□□题材的戏剧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对于伊斯兰世界，当时的英国民众既好奇又警惕。在1576年至1603年间，伦敦各大剧院上映的戏剧里，有60多部剧情中包含了土耳其人、摩尔人、波斯人等伊斯兰背景的角色。

莎士比亚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作品中描述了伊斯兰世界的方方面面。对于伊斯兰教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莎士比亚涉猎不深——他只在《亨利六世》中引用了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典故——这虽说不上是惊天动地的创举，但事实上直到1649年世界上才出现了首部《古兰经》的英译本。不过，莎士比亚在剧中引用的伊斯兰典故都是为新教服务的。例如，他以先知穆罕默德烘托圣女贞德：

据说穆罕默德是由一只鸽子将天意传授给他的，
那末，传授天意给你的一定是只天鹰。
无论我怎样对你膜拜顶礼，
也表达不出我的爱慕之情呵！

在剧中圣女贞德的神迹体现了基督教的优越性；但是莎士比亚也曾将法国天主教与伊斯兰的偶像崇拜相提并论(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认为穆罕默德与阿波罗三位一体)。由此可见，描述各种宗教冲突对抗，不过是莎士比亚吸引观众的手段之一。

莎士比亚笔下首位血肉丰满的□□角色出现在《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在这部充满激情和仇杀的作品中，“黑摩尔”艾伦是一个典型的恶人角色。作为一名不知悔改的边缘人，艾伦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从事各种“暗杀、□□、流血和黑夜的秘密”。艾伦的宗教认知与他的血统出身密不可分，因为“他的灵魂黑得像他的脸一样”。

但是艾伦这一角色并不单纯是时代偏见的产物。虽然“那位摩尔人也就是策动这些惨剧的罪魁祸首”，但艾伦拥有惊人的口才，他捍卫自己信仰的言行也同样值得同情。在戏中，莎士比亚甚至暗示，艾伦的作恶源自于当时社会的种族歧视。剧中有一场，奶娘将艾伦的孩子形容为“一个叫人看见了就丧气、又黑又丑的孩子”——于是艾伦立马愤怒的反驳：“胡说，你这□妇！难道长得黑一点儿就这样要不得吗”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此前可能与剧中的奶娘观点相近，但看到这里不禁有所反思。

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创作了一个相对正派的□□形象。在剧中，摩洛哥亲王与众多欧洲追求者一道，向女主角鲍西娅求婚。不过，鲍西娅仍然嫌弃亲王的肤色(“假如他有圣人般的德性，偏偏生着一副魔鬼样的面貌，那么与其让他做我的丈夫，还不如让他听我的忏悔”)。亲王向鲍西娅解释道，“不要因为我的肤色而憎厌我；我是骄阳的役从，我这一身黝黑的制服，便是它的威焰的赐予。”随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成就，亲王又自夸道“这是一柄曾经手刃波斯王、并且使一个三次战败苏里曼苏丹的波斯王子授首的宝剑”。在上述剧情中，莎士比亚对于亲王的对白使用一系列诸如“役从”、“制服”等形容下人的词汇——遣词造句中仍不免流露出刻意贬低□□的倾向。

然而，在创作《奥赛罗》剧本时，莎士比亚对于□□角色的态度已大有改观。奥赛罗作为一名威尼斯军官，常常被同辈们称赞为“一个勇敢、坚强又高尚的男人”；他能言善辩，对白常采用流畅的无韵诗。在剧中，只有恶人伊阿古才会用“摩尔人”等贬义词谈论奥赛罗。在伊阿古口中，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身体接触被形容为“一头老黑羊在跟白母羊交尾”(原文“tupping”是描述动物□□的词汇)。伊阿古接着使用这类字眼，向苔丝狄蒙娜的父亲勃拉班修绘声绘色地嘲讽：“您的女儿给一头黑马骑了，替您生下一些马子马孙，攀一些马亲马眷。”评论界以珍·霍华德为代表，认为莎士比亚有意让苔丝狄蒙娜在剧中死去，并不仅仅因为悲剧的主题需要，更重要的是女主角突破传统观念、与外族人种通婚的行为，在当时社会而言是大逆不道的举动。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中，“混种通婚”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处以死刑。

作为男主角，奥赛罗一生在种族、宗教以及威尼斯社会的冲突中苦苦挣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奥赛罗对自己的行为如此评价：

一个像印度人一样糊涂的人，
会把一颗比他整个部落所有的财产更贵重的珍珠随手抛弃；
一个不惯于流妇人之泪的人，
可是当他被感情征服的时候，
也会像涌流着胶液的阿拉伯胶树一般两眼泛滥。
请你们把这些话记下，再补充一句说：
在阿勒坡地方，
曾经有一个裹着头巾的敌意的土耳其人殴打一个威尼斯人，
诽谤我们的国家，
那时候我就一把抓住这受割礼的狗子的咽喉，
就这样把他杀了。

在台词中，奥赛罗自贬为“糊涂的印度人”，因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珍珠”苔丝狄蒙娜(同样采用了包含种族歧视的词汇)；然而奥赛罗也极力撇清与摩尔人的关系，以表明自己对威尼斯的忠诚。他列举打击“裹着头巾的敌意的土耳其人”的事例，更在自杀时将自己比作狗和土耳其人。玛丽女王大学的杰里·布洛顿教授指出，奥赛罗的形象体现了当时欧洲社会与伊斯兰世界的融合与冲突。

作为一位先驱者，莎士比亚与同时代的欧洲民众相比，始终对伊斯兰世界和人民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与关注。诚然，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夹杂着基于时代局限性的偏见、幻想以及自相矛盾；但就总体而言，他对奥赛罗的形象进行了一系列丰富细腻的刻画，而不是将主要精力用于描绘□□的嗜血性。这一变化可能源于 1600 年摩洛哥大使出访伦敦带来的影响。在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民众对于欧洲伊斯兰人民的歧视和误解似乎早已司空见惯；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新研读莎士比亚的经典，也许对于各种人物事件会有新的认识与体会。

本文译自 economist，由 Alex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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