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经济学人文章翻译，书评择要
书名：「平等化推手: 暴力和不平等的历史」Walter Scheidel 著
译者：森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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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像1930年代的「大衰退」可以被当成一件令人安心的事件，但当它出现在这本书中时，却会为读者带来一刻的安心。「大衰退」作为一个特例被作者纳入书中，因为史上没有其他经济危机可以实现同样的结果——实际工资增长和富人收入的下降，降至一个低得可以有力地改善经济不平等的地步。的确「大衰退」带来很多悲剧和惨况，但它没有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这是它是一个特例的原因，也是它令人安心的地方。

愁云惨雾的「大衰退」在这书中却是一个令人安心的桉例，可以想像到书中其他桉例的惨烈。作者Walter Scheidel 是历史学家，他在维也纳出生，现在于斯坦福大学任职。他把其他作者诸如Thomas Piketty, Anthony Atkinson, Branko Milanovic等对近年经济不平等恶化的讨论放到历史背景之中去研究，去探讨历史上，在什么情形下才可以改善经济不平等。

作者整理了大量学术文章，从石器时代开始进行调查，他发现经济不平等在各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历史上多数时间也保持在一个高水平，或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支持，而两者也会传给下一代(译注：因此导致社会阶级的固化)。他们并不会如一些人所言，有自我毁灭的倾向。

根据这调查，作者总结历史上只有四种事件可以导致大规模的平等化：大规模瘟疫和传染病是其一，像是中世纪的黑死病改变了在欧洲土地和劳力的相对价值。第二是国家和经济系统的完全崩溃，像是中国的唐朝的灭亡和西方的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当所有经济活动停摆时，富人总是会损失最多。第三是牵连整个社会的大革命，像是俄国1919年和中国1949年的革命。最后是大革命在20世纪同气连枝的兄弟：总体战争。

然后这就是全部了，至于其他事件，经济危机加剧经济不平等的时候和改善经济不平等的时候一样多，政治改革是最无效用的，因为它们通常是以均衡有政治权势的强人和有经济能力的富人之间的权力为目标，而不是针对无钱无势的平民。土地改革，债务减免和解放奴隶亦不大可能对促进经济平等有太大的帮助，不过如果它们越是暴力，就越有可能有帮助。然而，除非是极大规模暴力，否则暴力本身不会促成经济平等，正如作者所写:「历史上大多民众动乱都对促成经济平等毫无帮助。」

书中最精华的部分，也许是作者细心收集的证据揭示总体战争是西方社会经济不平等在1910到1970之间大幅改善的根本原因(虽然1930年代的「大衰退」不寻常地帮上了忙)。总体战争要求全体社会作出牺牲和贡献以最大化地调配社会资源以应付战争，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理由去威逼富人奉献。

所得税和财产税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大幅上升(在美国，对富人徵收的所得税在1944年达至最高的94%，财产税则在1941年达至最高的77%)。战争带来的物理性毁坏及战后的通货膨涨亦有效地消灭了富人的财富。与之同时，战争也令更多国家参加商贸联盟——这个和战争有关的因素帮助西方社会在战争后保持一个较低的经济不平等水平，直到其在1980年代再次上升为止。

20世纪亦是一个民主化的年代，在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民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但作者认为这趋势也是总体战争的后果。他跟随採纳社会学的创立人之一，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思想，认为民主是精英阶层，为了寻求平民阶层在总体战中的合作而付出的代价和妥协，因为总体战合法化/合理化(legitimize)了深入的经济平等。基于Daron Acemoglu及其同僚的着作，作者发现在除了总体战外的其他时候，民主并无助改善经济不平等(一个可以和20世纪对照的例子是古典时代的雅典，那时雅典是民主政体并有低水平的经济不平等，而这是建基于古代海战大规模动员的需要)(译注：在希波战争中取胜的雅典成为提洛同盟的盟主，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迎来雅典民主体系的全盛期，直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斯巴达而没落)。

在未来，由灾难带来平等化的可能性不大。传染病(译注：如近日的寨卡和伊波拉)是确切的威胁，但当今不大可能发生可以和黑死病相提并论的瘟疫。全面的革命和经年累月的大规模战争也不大可能发生。在此之上，自工业革命以来，如无视经济不平等，普遍社会的财富是增长了，而在过去数十年间，全球不平等亦有所改善。

这些一般而言是好消息，但对想看到经济不平等被大幅度改善的人来说却不是。虽然作者认为再分配政策及赋予劳工权力在改善经济不平等上是无用之举，但最少这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而虽然它们不可能改变不平等上升的趋势，但却有可能可以减缓其上升的速度。而这些方针也有机会成本：如果这些和平地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方针被证明是不可能而不被实行的话，进步主义者也许会用其他激进的方法去达成自己的诉求。

尽管如此，本书基于历史证据，认为和平地减少经济不平等是基本上不可能的，而对未来总结出两个可能的方向。第一是理解历史环境的改变，如作者所示，20世纪和之前的世纪很不一样，可能在我们这一世代，我们会经历一些史无前例的重大改变，使我们可以(或不可以)找到一个新的，更和平的方法去和身边的人/国家共处，例如，经济价值稳步上升的人工智能决定它们不要为人类所有而要自我解放，这种等级的重大改变。

另一可能性是，有些人会认为为了建立新的乌托邦，文明的崩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又或是单纯的想见到世界的毁灭，一些个人或小团体可能想用核子或生化武器对世界带来过去无法想像的大规模暴力。也许财富会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破坏的能力不会。

本文译自 Economist，由 投稿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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