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达尔文在1882年以73岁高龄去世，很可能是由于心脏病。那时，英格兰的平均寿命为44岁。达尔文虽然在生命中遭受了很多重大的健康问题，但却出乎意料地长寿。如果映射到2017年的新西兰，他将会活到约110岁，可能会收到女王的明信片。

关于达尔文的体重并没有太多的信息。我们知道在1836年的小猎犬号旅行之后，也就是26岁之时，体重是67千克，高180厘米。他的体质指数(BMI)是20.6，归类为“健康”体重。我们还知道他在旅行途中深受多种疾病之苦，从很多方面来讲都称不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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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的历史

在1836年，磅秤还不怎么普及。医生们定期称量病人体重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情了。26岁的达尔文应该是站在一个相当基础的1770年发明的弹簧秤上，或者可能是一个大型的天平上。在他的余生中，弹簧秤变得越来越常见，主要被用于商业来决定价值。后来被集成到统一便士邮政，也就是皇家邮政的前身。

直到1942年称体重才变得越加常见，特别是随着保险业的出现。这一段迷人的历史被记述在Marina Komaroff近期在肥胖杂志上的总结之中，但对此需要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

比如Komaroff详细谈论了保险业在将体重作为风险量化标准中的角色，但她并没有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真的想要保险业定义我们判断健康的基础吗？

通过肚带衡量健康

BMI和慢性健康风险之间的关系远非那么简单。尽管如此，BMI还是被用于无数的医生咨询室、营养学研究、保险评估以及甚至是移民体检。数字本身(BMI，或者其近亲“体重”)多年来跨越了生物学和道德之间的边界。

在西方社会，体重与我们的个人身份密切相关：你要么是一个善良有道德的人，能够抵制诱惑，通过适量的剧烈运动对自己施以惩处，要么是一个又懒又好吃的坏家伙。

我们发现衍生而来的生理标记被公众健康倡导者和内行的食物与饮料公司像一把剑那样挥舞，实在令人烦恼。他们一致暗示我们不断增粗的腰围是我们缺乏意志力和无法吃得更少锻炼更多的结果。

虽然我们逼近的慢性疾病危机被简化为简单的体重管理，但提供的唯一解决方法却是对公众的“更多教育”，即告知超重和肥胖个体要练习控制他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即使是在我们社会中的最年轻的成员中也能轻易的看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都根据这种标志来评判自己的健康、社会成功和整体的幸福感。将我们的个体和公众健康努力倾注于追求这一不相干的标记使我们错失了幸福健康的真正重要的标志。

将人类健康总体简化为一个可测量、可跟踪、数值化的生物标志集合可能对于几十亿美元的制药工业而言十分方便，这样他们就能利用药物调节以上生物标志。但在很多情况下，这能改善这些个体生活质量的证据却不幸的相当缺乏。

从个体到群体

非西方文化常将人类健康理解为与所居住环境具有难解难分的关联，而非简单的个人责任。虽然非西方文化的健康系统之间具有惊人的多样性，但其宗旨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这些启发中我们能学到很多：亲近自然环境、从自然中吸收营养并返还、尊重你的长辈因为他们是知识的来源并反过来吸收知识传给你的下一代、贡献集体这样才能在需要的时候得到支持。其中某些“事实”受到当前科学知识的支持，有些没有。但通过理解有机系统的复杂性，他们展现出了西方健康系统通常缺乏的老于世故性。

从我们学院研究和健康前沿的角度来看，我们想看到奥特亚罗瓦/新西兰的健康和幸福方法的巨大改变，一个我们称为先祖健康的新/旧框架。

对于我们，“先祖”这个词有几个意思。首先这指的是我们基因编码形式的生理遗传，基于“共同先祖”承认我们与自己的直系祖先和所有地球上的生物之间的联系，正如达尔文首先在物种起源中所承认的那样。

先祖还指某些不那么有形但同样重要的东西：从我们祖先传下来的丰富文化遗传，形成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最后，先祖还是我们与未来后代的联系，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就是先祖和遗传材料、表观遗传变化、文化和环境遗传的来源。

先祖健康并未避开现代医学或者科学发现，而是在进化论和社会文化经验背景下提供了翻译和实现科学数据的框架，包括BMI测量。

先祖健康鼓励我们认识个体健康、群体健康以及大地健康之间的深层相关性。如果我们的公众健康系统要使自身与这些原理更接近的话，那就需要根本上改变社会中对何为“健康”的认知。

本文译自 conversation，由 CliffBao 编辑发布。 Andrew Dickson(梅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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