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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飞机降落在爱荷华，一望无际蓝黄相间的玉米地铺展在Fan Yijia眼前。这个爱荷华大学的大一新生，路上错过一架航班，花了超过24小时，终于从中国东部的嘉兴来到美国中西部。她疲乏的双眼，见惯了四百万人口家乡的拥挤街道，并不适应眼前大片的玉米地，反倒充满疑惑。“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她说。
在误机前，Fan——英文名Sophie，正在网上联系CSSA(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准备接机事宜。CSSA是由中国政府资助、学生运营的团体。因为迟到她不得不取消了原计划，转而投靠仅有的另一个能在机场提供协助的团体，“国际桥”，一个福音派基督徒发展团体。“当你实在困了累了”，这个基督教团体的在线广告写到，“能有人迎接你，不是很美好吗？我们将很荣幸能在入境时欢迎你。”
在行李领取处，一位美国青年热情地欢迎了Sophie，还帮她把行李拎上车。到爱荷华城的半小时车程里，他嘴巴一刻也没有停歇，全在谈论“国际桥”组织的各色活动以及能为Sophie开始新生活提供的各种帮助：开车带她去一趟当地的商店、帮她把行李搬进公寓、专人辅导练习英文等等。“他太友好了”，Sophie说，“我觉得无法拒绝。”
尽管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一股强大的暗流却逆势而上：中国学生潮正大量涌入全美各大高校。现在美国境内的中国学生已有三十二万八千余人，足足是十年前的五倍之多。中国学生对美国教育资源的渴望如此强烈，在逾百万的留美学生总数中足足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位置。两国双边关系中的任何线路都未能联结这样众多的人群，或对中国统治阶级子女这样一个对未来至关重要的群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成长在中国经济腾飞的这代中国学生，并非首批来到汉语中所称的“美丽国度”(中文所称的“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一个半世纪以前，第一批120名留美幼童拖着清代发辫来美时，被清帝国的统治者告知要“师夷长技”，帮助鸦片战争败北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美国官方则发现了向中国未来精英灌输“美国价值观”的机会，即民主与基督教。但由于清朝官方逐步担心这些做礼拜、打棒球的男孩们过分西化，这种尝试在不到十年后就于1881年终止。这种恐惧是双向的：一年后，美国制定了排华法案，在此后长达60年的时间里禁止中国移民。
当下中国学生的涌入，并非受国家驱使，而是出于自身功利目的。有些人是因为海外学位在国内吃香而来到美国。也有些人是为了家庭充当争取绿卡的先锋，好让他们的亲属获得美国居留权。上海胡润研究院2016年调查显示，六分之五的富裕家庭计划将子女送往海外高校留学。他们提供的费用让资金紧缺的美国高校得以滋润周转。去年，中国学生共向美国经济贡献了114亿美元的学费和其他费用。1982年作为研究生来到美国，现任爱荷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的Wenfang Tang说：“政客们总是声称中国人偷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但从留学收入来看只是左手倒右手。”
过多的中国学生都挤到了美国中西部，这里是美国人种最不多样化的地区。适逢毁灭性大洪水和州预算缩减的天灾人祸，没有谁比爱荷华大学为争取中国人的青睐更卖力了。这儿的中国本科生数量从十年前的47人暴增至今年的2012人，占据了本科留学生的80%。中国学生每年交给爱荷华大学的学费、食宿费超过1亿美元。
与其他美国高校一样，中国学生潮在爱荷华大学来势汹涌，中美两国的学生都缺乏时间适应。结果，本有可能的一场富有意义的文化碰撞，反而成了一场错失的良机。中国学生数量庞大，以至于形成了独有的隔绝世界。许多中国学生只讲普通话，只和中国人一起学习，只出席中国人组织的活动——在只限中国人准入的俱乐部里炫车摆阔。中国政府和基督教团体尽力争取过他们的身心，但几乎没有其他人对此抱有兴趣。大多数中国学生最终漂浮在一个泡沫中，与自己原本期望能够身处其中的教育环境相去甚远。“脱离自身的舒适区需要极大的勇气，”Sophie说，“中美两方的学生都没有尝试着去交流。”
在一个天高气爽的秋日，烫着一头金发的Jonathan Hou，21岁的中国学生，开着他的新玩具在校园闲逛。这是辆洁白炫目的奔驰C63S，价值86000美金。“在爱荷华城这可是独一辆。”他说，同时为正在副驾驶座下滑动的车牌表示道歉。出于美观，他还没装车牌。“我不想搞坏保险杠，”他说。
这辆奔驰C63S可在3.8秒内加速到60迈/时(97公里/时)，但今天Jonathan只是开着它在克林顿街的店铺间龟速前行。这是校园的主干道，他想要高调炫车，但对那些在我们面前戴着棒球帽过马路的美国学生来说，似乎并不成功。这些年轻人经过他身边，一面盯着这辆车和开车的中国学生，一面吃吃窃笑。
Jonathan看起来毫不在意。在旧国会大厦的美食广场，当地人所称的“华人街区”，他对这里三五成群的中国学生更感兴趣。他沉浸在旁人艳羡的目光中，扫视着街面上别的高档车。他的特制版奔驰并不是城里唯一的豪车。路上满是一排排的奥迪、宝马、奔驰，以及玛莎拉蒂和米色版宾利，驾驶员清一色都是年轻的中国学生。Jonatha向我强调这并不是场特别展出，“这只是爱荷华城的日常。”
时代已然日新月异。Tang在1982年来美读研时，口袋里只有不过40美元。为了挣学费，他不得不打工洗盘子。在他眼里，拥有彩色相机的美国同学富得无法想象。“如今已经角色互换，”他说，“现在是美国人一边望着中国小孩开着他们一辈子也供不起的豪车，一边摇头叹息。”
Jonathan父亲是国企官员，母亲从商，不少富家子弟在美国挥霍父母钱财荒□无度的事情他们也早有耳闻。Jonathan必须向父母证明自己有责任心，才能前来美国。于是他在华东福建省给贫困生教了一暑假的数学课。“很多中国学生对来美后的自由把持不住，”他解释到，“他们整天翘课去酗酒打麻将。”Jonathan不烟不酒，刻苦学习，在Tippie商学院获得了3.3的平均绩点。“一学期下来爸妈看到我的表现放心了，他们知道我确实能管得住自己，”他说，“现在没人指使我该做什么，我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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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车已经成了中国财富在美国校园里的耀眼标志，也成为了中美学生间的巨大沟壑。据县级数据，登记在爱荷华城的豪车数量在2012到2014年间增长了近两倍。这两年半时间里，随着这股汽车热潮兴起的只有KTV歌厅和珍珠奶茶店。在爱荷华城，奶茶店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星巴克。
不过中国学生并非经验丰富的老司机。Jonathan在上了4学时驾驶课程后就买了他的第一辆车，一款英菲尼迪。本地的一名汽车经销商说，他时常要在把车钥匙交给这些中国客户前给他们恶补第一节驾驶课。纵使如此，仍有人完全不在意保险。就在去年，一名中国学生刚刚提到车后，就驾驶着这辆没上保险的保时捷卡宴一头撞进了停车场墙上。无所谓，她旋即又买了另一辆。Jonathan仔细地为自己的奔驰投了保，但是他的档案——中国留学阔少、多张超速罚单、高性能跑车，使得他的年度保险额比本地学生学费还要贵。
11月初，我再次见到乔纳森的时候，这位小哥已不再是一头金发。他把侧面剃短，给头顶染成了钢灰色。“这发型是在芝加哥做的，”他说。他刚刚花了七小时往返于这个中西部最大的城市，唯一目的是取回定制的名师嘻哈牛仔裤。正如开着C63S在高速上狂飙一样，理发是他给自己的奖励。虽然这辆车才买了几个月，他又已经看上了下个购买目标：一辆樱桃红的阿尔法·罗密欧Speedster。他一边拨动着iPhone里的图片一边说：“这个也会是爱荷华城唯一的一辆。”
也不是每个爱荷华的中国学生都过得如此惬意。在Java大楼一栋普通的住宅里，Haddy Zhang正在努力解读有关伊斯兰妇女的专著。过不了多久，她就要提交一篇非母语写就的关于陌生宗教的学期论文。她的教授已经就不规范的脚注和“借用”提醒过她。不同于中国学生在国内时面向考试的机械复述式教育，他们并不熟悉学术规范。她说：“要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可真是太难了。”
作为一名前少儿乒乓冠军，Haddy在北京什刹海体校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她因为做不好正手击球被教练体罚过。她的父母觉得中国竞技教育太过残酷，所以带她脱离体训生涯，给她报名上了北京一所公立高中的商业性质国际学院，每年学费一万五千美元。一旦入学，她之后就只能来国外念大学。
Haddy的托福(英语水平测试)成绩对于多数大学而言都太低了，只有78分。帮她提交入学申请的中国中介机构极力给她推荐爱荷华大学：这所学校不仅有着对留学生达70%的高录取率；每年还有150个左右的“附加条件”名额，专门面向低于托福80分分数线的学生。这些学生必须完成一两年的英文强化课程才能参与一般课程。靠着这一政策，学校捞了不少外快。Haddy重考托福拿到82分，最终获取了正式入学的资格。
两年前来到爱荷华城的时候，Haddy担心的不止是语言差异。和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她相当于是个来到乡镇上的城里姑娘。“我找不到地铁在哪，”她回忆说。富有内涵的爱荷华城拥有全美最著名的作家协会，但Haddy的许多美国同学来自农村，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更没见过外国人，家里人为了7000美元的本地学生学费辛苦打拼。而28000美金的外地学生学费对Haddy父母来说则不算什么。他们以几十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北京市中心一处闲置的房产。买家也是教育投资狂，他们需要学区房好让自己的小孩读到当地最好的学校。
Haddy在爱荷华清一色的中国学生当中感到了安慰。当初她被分到所谓临时宿舍，也就是大楼过厅里的一处硬塞进去的床位，她给在飞机上认识的中国姑娘(自然是商务舱)发短信，随后就约好一起搬去了校外。她在爱荷华的朋友也都是中国人。某些夜晚，她躺回床上休息时才意识到，自己身处美国却一整天没讲过哪怕一个英文单词。
如此封闭的世界里处处都是诱惑。虽然Haddy的教授再三强调学术规范，她的社交账户依旧被中文广告所包围。广告的内容尽是为论文和考试提供“雇佣枪手”，只需轻轻一点即可联系，而大学的管理者也看不懂这些中文信息。Haddy摒弃了这些作弊的诱惑。但底线时常会被假借团结的名义所逾越。有些中国人告诉我，部分富二代中国学生雇佣中产阶级同胞帮自己写论文。一名中国大一新生说，去年秋天她撞见别人帮她室友作弊。她跟室友说：“你们不能这么做！”室友们回道：“话是这么说，但她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互帮互助。”
爱荷华大学去年爆发了作弊丑闻。接到网络监考公司报告，爱荷华大学检测到至少有30名学生——并非全部但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学生——雇佣了枪手替自己完成在线测试。丑闻破坏了学校里中国学生的名誉，也败坏了爱荷华大学在中国的声誉。去年秋天，尽管申请人数再破纪录，爱荷华大学只录取了366名中国学生，较往年反而减少了百余个名额。“丑闻爆发得不是时候，”爱荷华大学招生主任Kirk Kluver说，“这件事显然造成了一定影响。”Haddy和朋友们都感到自己被不公地抹黑了：“我很担心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想‘原来你也是个作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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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丑闻导致了Haddy的一位前室友被开除。在签证快过期的最后几天，她投靠了一家专门帮助受困中国学生的公司。这家公司虽然处在教育产业的灰色地带，倒也生意兴隆。第二天一早，这家公司就给她在Kirkwood社区学院找了个位置。现在，这个女孩仍然住在同一套公寓，仍旧开着同样的车，还和从前同一批朋友出去玩乐，如果不提被开这事，就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过。
与此同时，Haddy正面临着被父母催促正式进入爱荷华商学院的压力，可她成绩仍未达标。Haddy母亲所在的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她不得不寄希望于关于伊斯兰教的网络课程能助自己一臂之力。但是现在，面对要写一篇对她成绩具有决定性的论文，她开始信心不足。Haddy担忧自己即便读懂了材料，也没有足够的词汇量表达出来，或者又用错了脚注。“我还是不太理解，对引用错误担惊受怕，”她说，“但我绝不会做有损自己名誉的事。”
廿五年前，罗纳德·里根于竞选途中在Hamburg客栈点了份烘肉卷。此后，这家民间风味小吃店便成了爱荷华城的民主之家。高年级学生Li Mingjian走进店里，要了份冰淇淋跟12种馅饼混合做成的“派昔”(pie shake)，跟美国朋友坐在了里根总统的照片下面。收银台边上是“咖啡豆选举会”，竞选时期，顾客往自己喜欢的候选人的罐子里投上一颗豆子反映民意。唐纳德·特朗普或许可以赢得爱荷华州竞选，但在咖啡豆选举中以2304对4139成为希拉里的手下败将。
Mingjian来自中国沿海山东省，是位乐于交际的商科生，他拒绝被困在华人圈子里。“我不想虚度光阴，”他说，“所以我尽可能地参与一切活动。”这个孩子想要了解基督教，于是参加了国际桥的校园会议。他还两次参与这个团体的全国大会，那里有几百名中国人组成的中文专场。他还成了校园管理导游和宿舍入住顾问。“我一个中国人管三十八个美国人，”他说。但他最引以为豪的是两次赢得学生议会选举。“我想搞懂民主系统究竟怎么运作，”他说。
爱荷华大学的管理者们理当期望每个中国学生都能像这样积极起来。和其他高校一样，爱荷华大学穷尽各种手段让他们融入到校园生活当中，不过种种举措似乎都成了马后炮。于是爱荷华大学在中国开展了预先介绍促进了解的活动，创造了文化交流的多种途径：譬如商学院的“跨国伙伴”一对一结对互助项目，曾一次吸引了超过300人参与。
但其他尝试均告失败。一门试图将留学生与地陪联系起来的必修课“不幸夭折了”，Ronald McMullen说到。作为政治学教授和前大使，他协助过教授这门课程。“中国学生像是被绑架来上这门课。最糟糕的要属想了解外国文化而自愿担当地陪的本地学生了，他们发现中国学生对增进了解丝毫不感兴趣。”这门课不得不在一学期后就中止了，只作为选修课保留。
校园文化隔离的现状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对多数中国学生而言，语言屏障难以逾越。从文化上来讲，跟同胞扎堆过日子也更为舒适。大批只会英语的美国学生也就此放任自流。“这是条双行道，”三年级学生Amber Dawn Miley说。“本地人没什么跟其他文化打交道的机会。我跟留学生们出去玩，总能招来旁人戏谑的眼神，就像在说‘你干嘛跟那种人混一块儿？’”
爱荷华大学的校园氛围是友好的，但私下里却聚积着怨恨。过去的几年里，社交媒体上不时有针对中国学生的冷暴力甚至种族歧视。如2015年下半年的一则言论：“我恨死了在图书馆叽叽喳喳还在考场上作弊的亚洲佬。就他XX不能滚远点么。”这条冒犯的推特广为传播，促使中国学生组建了一个文化敏感性研究会。时至今日，校区主要建筑物Van Allen Hall(范艾伦大厅)的标牌上，仍旧留着被黑色马克笔涂改的“Van Alien Hall(外国佬大厅)”。
对众多中国学生来讲，更不安的是美国学生那些连珠炮般的质问或是居高临下的责备——关于中国在人权、民主和审查方面的欠缺。这种经历常常将中国学生更深地推入到华人孤岛上。“美国人讨论政治时我就闭嘴，”Sophie说，“他们都不值一驳。”
尽管如此，中国学生们却并不是真的自我放逐，只是束缚在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学生无法触及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的核心是CSSA(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成立并监视运营。CSSA拥有一个“宣传部”及总领事馆默许的干事核心。它每年举办精确针对中国学生的四大活动，其中包括在中国最盛大的农历新春晚会。11月下旬，Mingjian参加了CSSA举办的“闪电约会”，在现场近三百多名观众的怂恿下，由穿着晚礼服的男生向身着荷叶边连衣裙的女生表达爱慕。整个活动都以普通话进行。
每当在机场迎接新生，CSSA的代表会给予他们安顿新生活的建议，并且提醒他们，今后他们自身的言行都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其实新生们并不需要这些预防针，他们在国内所受的教育早已包括了这一美德及其重要性。当他们遇到对中国满怀傲慢甚或是敌意的美国学生时，倾向于条件反射地自我强化爱国主义精神，或者就如同Sophie，选择保留自己的看法。
犀利的爱国愤怒往往是留给其他中国人受用的。去年十月份，Tang教授在谈论了中国当局对公众舆论的敏感性后，收到了中国学生写就的愤怒邮件：“我替你感到脸红。你居然认同美国的反中宣传政策。你作为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早已是美国公民的Tang教授无奈摇摇头，“这代小孩从生下来就开始被教化了。”
Mingjian对美国文化的努力尝试增强了他的爱国之情。他花了三年得出结论，只有“玻璃心”才会被基督教吸引。“我没有探寻自身的存在意义，”他说，“那只是美国特色的行为。”在学生议会任职是种荣耀，但他对议会的低效和无尽的辩论感到沮丧。他说：“民主制度几乎什么事都办不成。”
美国总统大选也未能改善他对民主的看法。投票日前两天，他跟本地学生打赌1美元特朗普会赢得选举：“我知道人们压根不会在民调中说实话。”得知特朗普获胜后，他先是激动万分，部分是因为他赢了赌注；但紧接着，新总统在对华立场上暧昧不清的态度又警醒了他：“我更希望中国稳定。”在Hamburg客栈，讽刺的意味比派昔的成分更为丰富：就在去年，一位中国投资者已经买下了这个爱荷华城的民主之家。
牧师家门口的车道斜坡上已经停满了车辆，Haddy不得不在把车泊在其他车辆的后面。她是这个爱荷华城郊周三夜聚会最后一个到场的。这个每周一次的聚会，旨在对外来学生在海外校园里的孤单、压力和困惑进行疏导。“作业再多我也要争取来这，”Haddy说，蜷缩在红黑相间的字母夹克里抵御夜寒，“这能让我平复心绪。”
如同大多中国学生一样，Haddy不适应美国高校的堕落生活方式。兄弟会轰趴和把酒狂欢让爱荷华大学赢得了全美顶级轰趴高校的名声。两年多以来，她仍然把大把时间花在华人圈子里，只有周三夜聚会是个例外，她会开车去跟78岁的老牧师Jarol Duerksen和他妻子Leah Duerksen见面。她说：“事实上他们就是我仅有的美国朋友了。”
Haddy来这并非做祷告，而是休闲。Duerksen夫妻是颇具实力的乒乓球选手。他们把自家地下室改造成了乒乓圣地，里面有两张崭新的乒乓桌台，明亮的霓虹灯和12英尺高的天花吊顶。“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Jarol说。墙上挂着“Jarol and Leah的乒乓小屋”条幅。旁边的世界地图上用大头钉标出了他们来访客人的故乡；最密集的地点在华东，这对夫妻不久前刚去朝圣过。
许多美国基督教团体把中国留学生看做潜在信众的巨大蓝海——来自限制传教活动的共产国家的他们，在信仰上都是白板一块。如同19世纪90年代，青年基督教协会将强身派基督教义介绍给中国广大的异教群众一样，体育运动总是作为有效的吸引手段被采用。Duerksen夫妇的名片上写到：“去寻求极乐世界吧…在此之前，先来局乒乓！”
Haddy来到楼下，牧师夫妇正和两个中国客人利用旋球和直抽对打乒乓。“漂亮！”Jarol大叫一声。Haddy羞涩地笑了笑，掏出球拍。她是学校里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女子乒乓球队的顶尖球手。去年Duerksen夫妇随她们参加了全国锦标赛，队服还是牧师妻子亲手缝制的。Haddy尚未皈依基督，但仍恪守每周来此聚会。和牧师打乒乓是仅有的几件能让她意识到自己身在美国的活动之一。
Sophie到爱荷华的第一个夜晚，从机场出来，一路上就被年轻福音传教士滔滔不绝的言辞所淹没。被送到公寓后，她觉得必须答应参加国际桥的“破冰聚会”了。长久以来，她就希望和美国人交朋友，既然基督教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多去见识一番又何乐不为呢？她发现中国室友对当地人兴趣缺缺。“我有些室友很怕跟美国人交流，”她说，“所以我就问了，‘既然不打算和当地人说半句话，那你们大老远跑来美国做啥？’”
不同于其它外籍学生，中国留学生大多未被任何信仰固化，也就更能接受新思想。基督教团体习惯通过免费的食物、友谊和美国文化开展传教活动。“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是来寻求灵性，”Pearl Chu，一名高级生化专业的虔诚基督徒说道，“他们参加活动是因为这儿的美国学生愿意接近他们，与他们沟通和倾听。在融合中国学生方面，我觉得基督教团体的作为比大学多得多。”
在校外公寓举办的国际桥破冰聚会上，Sophie发现自己身处一群热心的美国人当中。在场的还有个别中国学生。他们一起玩游戏，吃着自己做的炖菜。一位牧师带领他们做祷告，之后就开始了盘问。“他们试图了解我的全部，”她说，“这让我很不舒服，他们会问诸如‘有什么是让你感到罪恶愧疚至今的吗？’”她烦乱地离开了聚会，再不和基督徒往来了。
Sophie在嘉兴上高中时一直追剧《绯闻女孩》，她想通过这种方式提升英文水平作好留美准备。她生于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父母都在中国电信上班，节衣缩食地攒钱把自己的独生女送来美国。当她在电视里看到貌美多金的美国预科班女孩在曼哈顿上东区的肆意妄为，以及间或对中产阶级的蔑视，并没有仅仅看作肥皂剧，反而视为真实的纪录片：“那时我想，‘啊，原来美国人的生活就是酱紫！’”
没过多久她就意识到，肥皂剧剧本和美利坚平原上的大学生活相去甚远。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她开始细致观察自己的同胞们：班上的巴黎世家高跟鞋，街面上的玛莎拉蒂豪车，以及富二代名流小圈子。“我恍然明白我们一直活在中国版的《绯闻女孩》里，”她说。
在她大学的第四年，Sophie成绩优异，却倍感孤单。她的美国同学从来没真正理解过她，她说，也只有好奇的基督徒对她兴趣盎然。中国富二代很好相处，不过以他们的豪车华服，“很明显你和他们成不了一类人。”她的中产阶级同学们因为学习压力太大也根本不搞社交。在氛围友好的校园里与几千名同胞待了四年，Sophie说，“我没有真正的朋友。”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尽管众多中国家庭仍然想让孩子出国留学，人民币的持续贬值却令美元为单位的学费日益昂贵。新上任的特朗普总统坚持“美国优先”的议程，以及间歇性的对中敌对立场。这些都让中国学生担忧，一旦中美冲突，将会威胁到自己留美求学的自由。特朗普的移民禁令出台后，爱荷华大学的职员告诫外籍学生减少不必要的出国行。Andy Tan，一位蓬蓬头的高年级生，说他可能会取消春假期间去韩国看望女友的行程。“留在这里更安全，”他说。
对于Sophie和她的同学来讲，还有更为紧迫的困境：是继续留美还是回国。美国的移民政策让毕业中国留学生更难留下，但滥发的美国学位，尤其美国中西部高校的学位，已开始在中国贬值。过去那些在国内被称为“海龟(海归)”的归国留学生，往往能凭借外国学位获取事业上升的捷径。如今，大量从美国中部高校获得学位的归国留学生，则有了新的称呼“海带(海待)”。
我最后一次见到Sophie是在十一月，其时她正在Java House的住所里躬腰驼背俯在电脑上写言情小说。一个中国出版商看了她的博客从而鼓励她出书。电脑分屏的另一侧，她在撰写硕士申请。“只拿到爱荷华大学的本科学位回国，我铁定找不到好工作。”几个星期前，她给我发来了好消息：她被纽约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了。也许在那《绯闻女孩》的故事地点，她将最终适应这一切。
本文译自 1843magazine，由 Longinus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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