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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秋天，美国西点军校的17岁学员Oscar Booz在校内受到其它学生的虐待，得病死亡。美国国会虽然判定军校不需对此事件负责，但军校却给国会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议员Edmund Driggs强烈谴责了这次暴行，称它可耻又恶劣。一些高级军官只得承诺铲除军校的虐待文化，但他们没有做到。2015年，西点军校又有至少30名新学员在一场“枕头大战”中受伤，其中有24人得了脑震荡，这还是老学员们组织的。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人类学家Aldo Cimino说道，虐待行为通常具有强制性、暂时性和单向性，由老成员向新成员实施，通常存在于长期结盟的情况下。这种行为跟阶级与国家都没有关系。德国击剑俱乐部、日本相扑部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也都有这种文化。即便官方都想将其斩草除根，但虐待文化还是非常盛行。

美国就有许多反虐待公益组织，虐待行为会被媒体曝光，而50个州里有44个州推出了反虐待法。但还是有10-20%的学生组织存在这个问题，而50%的学生体育俱乐部都有这种传统。既然社会对此容忍度这么低，为什么有些团体还是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维持这种文化呢？

1962年，Leon Festinger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会强迫自己在信仰、态度和行为三方面保持一致。1959年，心理学家Elliot Aronson和Judson Mills做了一个实验，让实验对象在加入某个讨论组之前分别经历三种不同的情境。第一组的任务是朗读12个□秽词语以及两篇赤裸裸的性描写片段，第二组的任务是读5个与性有关但没那么下流的词汇，第三组则什么都不需要做。

之后实验对象需要听一段无聊到极点的录音，并按照自己的喜欢程度对这段录音和其它成员进行打分；结果发现，第一组实验对象对两者的喜爱程度更高。实验者的解释是，由于之前的任务给第一组成员带来了痛苦，为了让自己的心理更加平衡，他们便提高了对上述两者的评价，让自己不会觉得“经历了那样的痛苦，却什么都没得到”。

认知人类学家Harvey Whitehouse则认为集体性的痛苦经历会成为无法磨灭的共同记忆，从而使团体成员之间更加团结。新南威尔士大学的Brock Bastian等人做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让实验对象共同经历吃辣椒、手浸冰水等任务后，成员反而更加团结了，对彼此更加慷慨。

从进化学的角度看，身心所遭受的痛苦会被认为是个人及其团体足够强大的标志。对19世纪美国宗教的研究表明，加入宗教团体的代价越大，这个宗教团体就越长寿。自动增值理论则认为，团体通常能够积聚群体性的资源，为了不让资源流向不劳而获的人，团体就必须通过严苛的加盟仪式淘汰合作意愿不强的人。

另外，严苛的加盟仪式也能够淘汰弱者，虐待行为也巩固了老成员的地位。Aldo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让实验对象为虚拟的组织制定加盟条件，这些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结果不出所料，资源掌握得越多的组织，加盟条件就越严苛。

虐待文化具有全球性，或许不能完全被根除。但它所带来的好处却是其它方式可以做到的，如庆典活动等；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尽力对抗它。

本文译自 aeon，由 蛋奶 编辑发布。
原作者：Christopher Kavana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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