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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花了太多钱挂专家号。政府可以、也应该做点什么来降价。目前一个关于自费医疗费用的参议院调查可能将有助于制定某些政策。

最近看过专家号的任何人都很清楚这一问题。大约85%的GP(注：GP可以理解为家庭医生、社区医生，或是全科医生)都是bulk billing(注：即不用付费。直接翻译是“批量收费”，但其真正的含义是“澳洲国民医疗健康保险卡转账付费”，是澳大利亚国民健康保险的一个关键特征)的，但专家号中只有30%是bulk billing。其中产生的自费医疗费用非常多，损害了病人的利益。

为了找到降低专家号的自费医疗费的方法，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么贵。其中存在4种可能原因。

1.政府回扣？

有可能某些流程或其中参与人员的回扣设置过低。回扣是政府设立的，可能与提供服务的实际花销并无关联。与加拿大不同，澳大利亚政府在设立费用之前，没有咨询医师的责任。

但这种解释无法说明为什么费用的变化很大。如果超出官方规定费用这么高的收费是由于政府出的费用不够，那么所有专家应该是一样的。但事实上，某些专家的收费比其他人的更高。

2.供需？

有可能专家能收取大量的自费医疗费仅仅是因为在特定地点对特定服务的需求较高。

当然，如果专业诊疗的市场完美运作，供应应当是适应需求的。但现实是专家诊疗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市场。即使近些年来澳大利亚医学专业生的毕业人数越来越多，在偏远地区，专家仍然稀缺。

在这一方面，政府需要做的更多。政府应当考虑是否能提高专家的生产力，或者其他健康专家是否能在短缺的领域做出贡献。格拉坦学会在2014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解密医院技能：更好的工作，更多的治疗，概述了某些选择，比如做内窥镜或者令人镇静的护士，现已经为胃肠专家等医学专家所采纳。

如果让专家们自由选择，他们一般会倾向于去有益健康的城市区域。目前无法保证新近认可的专家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从业。因此政府应当提供一点甜头和限制，鼓励新专家前往偏远地区。

鼓励措施可以包括为在偏远地区开业的专家在前几年提供补贴和其他支持。限制措施可以包括限制目前专家已经过饱和的领域的医疗费用。这不会妨碍专家在过饱和领域从业，而是会减少那些领域政府补贴，从而刺激新专家去往最需要的领域。

现在的医疗制度中，为不同地区的一般医疗措施制定了差异化的补贴，何不对专家诊疗也这样做呢？

3.市场的力量？

专家号的高收费和导致的较高自费医疗费用也可能就是由于专家们利用他们的市场力量来最大化自身收入。即使是在供应合理的领域，由于现有的推荐模式，专家们也可以收高价。也即是说，本地GP、诊所和医院可能会出于习惯建议病人去找某些专家，而不会注意到这一变化带来的费用。病人们可能直到决定找那位专家治疗才会意识到这些费用。

针对市场力量的一种好方法是加强市场，建立专家间的竞争机制，以此降低价格。第一步就是增加收费的透明度。

政府和私人健康保险公司应当发布专家收费的信息：bulk billing的比例，与周边一定范围内专家平均收费的比较等。

当费用明显超出标准回扣时，政府应当取消回扣，以此抑制高收费。例如，只有当专家费低于标准回扣的两倍时才付回扣。

4.技术费用？

第四个原因是某些专家会为自己的技术收费，或者至少声称这是高收费的基础。不幸的是，病人们无从知晓这种基于技术的收费是否必要。

另外，透明也有帮助。政府和私人健康保险公司应当公开一些能帮助病人和他们的GP评估专家的收费是否必要的信息。

当然，公开专家治疗质量指标也存在挑战。这需要对各个专业领域中何为各种流程中关键的品质指标达成共识。某些专家可能会因此冒险使用有缺陷的测量措施，或者不愿意治疗高危病人。。此外，并非所有性能标准上的差异都能反映实际的性能差异。

不过通过在宽频内报告性能，就能很大程度上防止对性能标准的冒险和过度解读，例如，最下等25%，中等50%，上等25%。在初审中，报告应指明根据专家的记录，未来的性能是否可能是高标准的。

专家诊疗过度收费掏空了病人的腰包，可能会妨碍某些人寻求正确的治疗。降价将使澳大利亚成为更公平更健康的国度。

本文译自 conversation，由 CliffBao 编辑发布。 Stephen Duckett(格拉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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