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位墨尔本西部医院医生的自述。
在一个看似普通的周二早上，我刚刚到医院。我拿出手机，询问总台我在出门诊之前有没有时间去病房巡视一圈。
一开始我以为有人在后面推了我一下，接着我就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一刀又一刀捅在我身上，我记得自己偏了偏头，躲过了瞄准眼睛的一刀。
幸好这一刀扎在了头骨上，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我非常清楚一刀捅穿我的眼眶直达大脑是什么后果。
我隐约记得有人在尖叫，在一片混乱中，我被拖到了安全地带，所经之处是一道骇人的血迹。
这段故事以及事件背后的人们——护士、实习生、医院技术人员和一名白血病病人——我是事后才知道的。
我当时看了看自己的手臂和双手，上面布满了深深的伤口。我喘不上气，尝试让呼吸平稳下来——我并不知道自己的肺被扎穿了。我记得自己被推到手术室时，医院前台惊恐的表情。
我记得我还让人给妻子打了电话。
我记得准备手术时的痛楚，伤口上涂抹消毒剂的刺痛，我还问了麻醉医师为什么不先给我麻醉(因为他们怕我心跳停止，要等到全部手术人员到达才能麻醉)。
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喉咙上插了一根管子，妻子的面庞出现在我眼前——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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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我躺在病床上。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里，以及自己经历了什么。我最担心的是因为大量失血导致偏瘫。于是我动了动左手，又动了动右手，还好都没什么问题。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一共被捅了十四刀，但我很幸运。
我很幸运，周围勇敢的人们及时把我从凶手手中救下了。手术团队把我的伤口都成功缝合了，一名心胸外科医生为了止血，摘除了我小半片肺，三名整形医师修补好了我手上被割开的肌腱和肌肉。
我很幸运，在康复期间有家人陪伴、支持着我。
此后六周，我的双手和手臂都夹上了夹板，因此我不能自己吃东西，穿衣服也不行。我甚至上完厕所都没有办法自己擦——有时我是让八岁的儿子帮我擦的。如果这都不算惨，那什么才是呢？
讽刺的是，我还感到一丝庆幸，因为这所资源匮乏的公立医院给我的巨大工作压力终于离我远去了。当时恰逢MH370失联，于是我每天都会看几小时的调查报道。
拆除夹板后，我依旧很幸运，有一名手部康复师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帮我渐渐恢复了双手力量与动作能力。
我很幸运，我最终痊愈了，可以回去继续上班。
我很幸运，这次事件没有给我留下心理创伤——但在医院人流密集的地方我还会心生恐慌，当有人从背后接近时，我也浑身不自在。
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受到心理创伤，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在工作中看到了很多更不好的事情，比如罹患恶性脑肿瘤的四岁小孩或者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年轻人。
我知道坏事有时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因此我不会浪费时间问为什么偏偏是我，我只想着如何才能更快康复。
如果说这次经历对我有什么影响，那就是我成为了一名更好的医生。虽然我的医疗水平并没有提升， 但是我更理解作为病人是什么样的，我体会到了身为病人的生活不便，体会到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是什么感受。我理解了优秀医疗服务的精髓在于充足的时间。(原文the essence of good care was time)
我已经把这次袭击事件大部分封存在记忆中，不再去想它——我也没有再刻意想过。
回忆这次袭击无疑是痛苦的，但是作为幸存者，我不得不说出自己的故事，为保护医疗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发声，尤其在最近墨尔本心胸外科医生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被打死之后。
链接：2017年5月31日，就职于The Alfred hospital的著名心胸外科医师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下班回家时，在医院入口附近劝阻一名吸烟者不要在禁烟区吸烟，被一拳击中头部陷入昏迷，于6月30日去世。本文在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去世后不久发布。
袭击我的人精神状态不稳定。有人问我终结这种悲剧是不是只能靠提高精神医疗水平。这当然很好，但我想要的更加简单。
首先，在医院人流密集处应该设置经过相关训练的保安。我不指望处处都能见到全副武装的保安，但是至少在前台、门诊部和急诊部这些地方要有保安。
其次，医院不该是全部对公众开放的。所有病房都应该安装门禁系统，就像手术室一样。
第三，医院应该为员工开辟安全通道。
医院员工也应该负起责任，上报暴力事件——医院最好草拟一份简洁明了的报告单。
管理层也应重视此类事件——花钱减少暴力事件有百利而无一害。处理施暴的病人或者家属非常浪费时间。如果员工因此受伤，工作无疑会受到影响。暴力事件带来的心理压力还会间接导致员工心理障碍，最终不堪重负辞职。此外还有一系列法理问题。
据Fairfax对维多利亚州医院的调查表明，在2015-2016年共有8627起暴力事件，平均约一小时一起，其中1166起中有人员受伤。而倘若所有暴力事件，无论大小都被上报，这个数字也许会更高。各州都应该效仿维州，公布医疗暴力事件数据。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为另外两名背部严重受伤同事动过手术，他们也同样是医疗暴力的受害者。他们收到的伤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一个大男人在病房里放声痛哭，这绝不是什么小事。
在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遇袭之后(在他去世之前)，维多利亚州政府发起了一项维护医疗人员人身安全的宣传活动，并且把“医疗服务暴力行为预防基金”的资金提升了一倍(现为4千万澳元，约2亿人民币)。医院管理层可以为他们认为最有用的项目筹资。
虽然有更多资金的确是好事，我们理应心存感激，但是这套体系要求管理层有所作为，谨慎评估哪一项需求更紧要，没人能保证所有公立医院都能做出合理的决定。
我并不认识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医生，但是他无疑是在为国家挽救生命。他也不只是一名医生，他还是父亲与丈夫。任何一个家庭都不该承受这样的苦痛。这个悲剧再次警醒我们应该关注医疗人员的人身安全。
本文译自 The Conversation，由 花生 编辑发布。
作者 Dr Michael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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