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岁的萨隆.奥安努努Shalom Ouanounou，哮喘入院，在去年九月份被宣告死亡。判断依据是他的大脑已经没有知觉反应，也失去了自主呼吸能力。医院签发死亡证明，准备拆除他身上的医疗设备。

家人不同意，他们是正统派犹太教徒，相信呼吸和心跳终止才是真的死。加拿大的法院认为可以，驳回死亡结论，并允许继续使用维生设备。患者心脏在今年三月停跳。

大部分先进国家的医院都会做出同样判断：不可修复的全部脑功能丧失，就是最标准的死。在这界线之上，美国一些州要求更多的旁证，比如颅内血流状况。英国则稍低于这条线，他们只要求证明脑干死亡，因为这位置已经坍塌的话，大脑其余部分就算还活着，按现在技术也无法回生。

心肺一般都跟大脑同时熄火，所以临床上这不是个常见问题。但生死的清晰界定依然极之重要，因为死亡是社会活动的重大端点：哪个时刻才算丧偶？哪个时刻保险该兑现，医保又覆盖到哪一步？甚至，什么时候总统能宣誓入职。人类在这事上始终未能协同，在一些国家眼里的死者，在别的国家或许照旧有生者人权；甚至在一个国家里，不同州之间都有争议。于是每次出现一个“活死人”，生死的边界就像琴弦一样被弹得嗡嗡响。

脑死标准最惹争议的地方，是越来越多案例表明大脑的各部位不会同时死亡，比如有时下丘脑会坚持分泌荷尔蒙。2013年美国有个姑娘Jahi McMath被宣告脑死，但她被判“正式死亡”后还来了趟月经menstruating。看维基，这官司还在打。

以前，死的定义没现在这么复杂。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战胜国们的医学技术飞升，出现一系列能让肉体继续“存活”的维生设备，才让生死的边界模糊了起来。

图文几乎无关，感谢小棒供图

三个理由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医学界多数把死亡标准定于大脑，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西方哲学习惯明确区分心灵和肉体，侧重心灵，而大脑相当于心灵的伺服器，这器官损毁了“人”就消失。不像有的国家更重视心脏。

其次，是成本。以上文的奥安努努为例，他多“活”的五个月，花费了四十万美元。是消耗庞大资源维持一个脑死者的生命体征，还是把这些资源用在别处？对陌生人而言是个简单的取舍。

三，为器官捐献开源。脑死者的器官更适合移植，而按心肺停跳为死，很多器官取出时都不够新鲜了。在一些国家，这项考虑是公开的。1994年印度颁布器官移植法，其中条例仿效英国，以脑干死亡为准。1997年，同样器官源极度短缺的日本努力寻求一个折中方案，立法让医院对有意捐献的病人采取脑死标准，而不是一直执行的心肺死——在日本传统观念里人是个整体，你很难说服家属接受，眼前手心依然温暖甚至脸色红润的亲人，因为大脑停止所以已经是具活尸。

发展中国家更常采用心肺死标准，经常是信仰原因。比如非洲人就有不少依然相信只有自然寿尽自己才能在死后加入祖灵，脑只是器官之一。也有些国家单纯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医疗技术给脑死病人维生，于是顺应民俗。

问卷调查显示普通人其实说不太清什么是脑死。不过在介绍相关知识后，即使是在日本做的调查，大众似乎也愿意接受以脑死为准。但是理智上接受是一回事，不是所有人在亲人床畔都能继续思考。人们会反悔，医生会犯错，改动标准、各国接轨，意味着源源不断的新冲突。

长路漫漫，世界范围的争议还未有消停的迹象。随着医学精进、各国差距拉宽，这些分歧或许会越来越响亮，但这些声音很少会传入人们的起居日常。生死的长弦永远在角落里轻颤，轻颤，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自己枕边，听到那寂静的琴声。

原文标题：《When death is not the end》，Print edition | International ，Apr 26th 2018
本文译自 economist，由 梁兵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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