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经济学会(AEA)的调查，年均收入10万美元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是对经济乃至务工者有害的。如1992年对AEA成员的问卷发现，有79％的受访者认为，提高最低工资会导致年轻和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

在这一学术理论高速更迭领域里，达成如此高的共识可不容易。美国共和党全盘认可他们的观点。1968年，美国联邦最低工资达到自1938年首次实施以来的最高水平。在随后的二十年中，实际最低工资下降了44％。尽管吉米·卡特在担任总统的4年中每年都会提高工资标准，以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但理查德·尼克松在6年中只提高了两次，罗纳德·里根的8年任期里，就没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民主党人力图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通过差异化的政策吸引中间选民。

抛开政治表演不同，由差异化政策产生的后果，为经济学家提供了经过实证的研究案例。

最低工资会引发失业，这一论断来自最基本的经济模型：供求关系。

如果劳动力变得更加昂贵，雇主可能会希望少雇佣一些人。教科书指出，在没有最低工资的情况下，工人将获得“边际劳动产品”的报酬。如果雇主试图压低给工人的薪酬，那么竞争对手可以凭借正常薪酬挖走熟练工。但是，如果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于工人的边际产品价值，则公司雇用该工人反而会蒙受损失。由此，工人就失业了。

当然，现实更加复杂。工厂未必完全知道，哪些工人更具有价值。然而，基本模型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因最低工资而最容易失业的工人，恰是生产率低下的工人，而政策想要帮助的也是他们——技术娴熟的工人自身就具备市场竞争力，不需要政策操心。

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更复杂的理论认识到它们并非完全竞争关系。没有哪个工人可同雇主谈下单一的个人工资(单人工资是类似于NBA球员薪酬那种)。结果，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可能少于其产品边际收益。少多少钱取决于谈判，取决于双方的议价能力。在这种框架下，最低工资的目的不是要违抗市场逻辑，而是要阻止处于强势谈判地位的公司打压工人。

最低工资的基本上限仍然适用：企业不会甘心亏本雇人。但是在这个上限之下，最低工资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这取决于一系列问题。公司可以用机器代替工人吗？它可以提高价格并让其客户支付最低工资吗？它是否面临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而这些外国公司在海外面临更严格的监管？

考虑工厂和餐馆。从逻辑上讲，最低工资政策为制造业的产业工人增加薪酬的空间很小，因为企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且工作不断地被自动化。相比之下，餐馆就很难实现自动化，且不会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任何影响整个行业的成本增加都能嫁给消费者。所以，在这两个系统里实施同一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公正？

普林斯顿大学的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的研究让1990年代有关最低工资的辩论死灰复燃。在1992年，新泽西州将其小时工资下限从4.25美元提高到5.05美元。邻近的宾夕法尼亚州维持在4.25美元。两位经济学家因此对自然案例研究的前景感到兴奋不已，他们收集了加薪之前4个月和之后2个月里，两个州快餐店的就业信息。快餐业似乎为研究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因为该行业雇用非技术工人。

工资底限的增加并未导致新泽西州失业升高。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餐馆的就业人数反而上升了。作者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未来餐馆的营业会受到影响。

他们的著作《神话与度量》(1995年)改变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思想。到2000年，只有46％的AEA成员坚信，最低工资会增加年轻和低技能的工人的失业率。

教科书上说，面对雇佣成本的上升，公司将裁员——错了。但为什么？在过去的20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关键的考虑因素是雇主享有的权力。

尽管听起来较高的最低工资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反直觉的，但其实因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买家一直以来所享有的权力过大，他们其实是强行压低了劳动者的价值。因此通过立法来纠正这一反市场的行为，是有道理的。彼此自由。那些可能不愿意以每小时10美元的价格找工作的人可能会被吸引到时薪15美元的就业市场。但是，如果强行将最低工资大大提高，企业发现负担不起劳动力，那确实会导致大规模失业。

一旦在劳动力市场中引入充分的竞争，关于最低工资的辩论就会变得更加细微和更需要经验。收集数据并不容易。研究人员必须考虑是否要常年追踪工人，是否要研究某些群体，如青少年或技术不熟练的人。同时就业市场不仅受最低工资的影响。构建合理的反事实很难。

考虑西雅图。拜登承诺过“把最低工资提至15美元”，这座城市恰处于最低工资运动的最前沿，其最低工资快速提升的速度使它成为经济研究的诱人实验室。

华盛顿大学的叶卡捷琳娜·贾丁(Ekaterina Jardim)等人于2017年发表的论文指出，2015年和2016年该市最低工资的上涨导致雇主减少了低薪行业的工作时间。低薪工人的平均时薪更高，但由于工作时间减少，每月收入下降了74美元，相当于少了5个小时的工资。

该论文使用了统计系统的汇总数据。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同一位作者使用管理数据来跟踪单个工人，而不是查看平均值。这次，他们发现低薪工人的每周收入增加了8-12美元。不过，大部分收益是由经验水平在中位数以上的低收入者获得的，其中一些来自在西雅图工作时间减少而在华盛顿州其他地方工作时间增加的工人的收入。

在低薪行业之外也可以感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2019年对德国最低工资政策的进行的一项初步研究发现，它导致更多的工人从较小的低薪公司重新分配到较大的高薪公司。同年，《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发现，最低工资法对平均收入的影响被较小但重要的溢出效应放大，使收入阶梯更高。雇主倾向于为负有更多责任的员工维持某种工资差。因此，如果最低工资提高了快餐店工人的工资，那么餐馆可能还需要提高主管的工资。

由谁来支付最低工资呢？从理论上讲，较高的成本基础可以通过较高的价格传递给消费者，或通过较低的利润率由雇主吸收。实际上，答案因市场而异。在快餐等竞争性行业中，研究发现，工资底限提高10％仅使汉堡价格上涨0.9％。在2019年对西雅图的一家超市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食品杂货的价格没有影响。

原文太长了，稍微概括了一下
参考 https://www.economist.com/schools-brief/2020/08/13/what-harm-do-minimum-wages-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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