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由警察精神科医生创造，用于抹黑1973年银行劫案中的女性人质。其背后充满性别歧视和误导。

1973年，瑞典的Norrmalmstorg银行劫案震惊了世界。这场长达六天的劫持事件引发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这一广为流传的心理现象。根据该理论，受害者会对劫持者产生依赖和情感，而对警方产生不信任。然而，这一诊断并非基于科学研究，而是由当时负责警方精神健康工作的Nils Bejerot杜撰的，目的是贬低人质Kristin Enmark。

事件发生时，Enmark是23岁的银行职员。她和其他几名人质被两名劫匪劫持，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六天。期间，Enmark对警方的行动表示不满，甚至在电台采访中公开批评了他们。她认为警方在威胁她们的生命，而劫匪反而表现得更为关心。她特别信任其中一名劫匪Clark Olofsson，称他在危险时刻给予了她安慰。

当Enmark试图通过打电话给瑞典首相Olof Palme寻求帮助时，首相拒绝了她的请求，并表示他们不能屈服于罪犯的要求。这让Enmark感到绝望，而她对警方的批评也随之加深。

面对Enmark的质疑，Bejerot没有直接与她交谈，而是通过媒体将她的行为归因于一种所谓的“情感或性依赖”。这种解释正中当时媒体的下怀，他们也开始质疑她的反应为何不像“正常的受害者”那样表现出极度创伤。Enmark的冷静反应被视为“病态”的表现。

然而，几十年后，研究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没有明确的诊断标准，更多是媒体的渲染而非心理学界的共识。心理学家Allan Wade认为，这个“综合症”是为了贬低像Enmark这样的女性受害者而发明的，是用来掩盖她们对权威的质疑和抗拒。

Enmark多年后回忆起那次经历，仍然愤怒地表示，害怕那些荷枪实弹的警察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她的不满并不是因为对劫匪的“情感依赖”，而是对警方行动的担忧。

在2008年的一项关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文献回顾中发现，大多数此类诊断并非出自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而是媒体的臆断。这种“综合症”缺乏深入的研究，甚至学术界对其定义和诊断标准也存在极大分歧。Allan Wade进一步指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实是一种用来抹黑女性暴力受害者的神话，特别是那些敢于质疑男性权威的女性。

Kristin Enmark的经历揭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背后的性别歧视和权力斗争。她在面对劫匪时表现出的冷静和对警方的不信任，遭到了媒体和当局的怀疑和误解。Nils Bejerot没有通过直接与她沟通来了解她的想法，而是创造了一个虚假的心理症状，试图将她的恐惧合理化为一种病态的情感反应。

事实上，Enmark并不是孤例。许多女性在暴力或劫持事件中，因对权威表现出质疑或反应与传统期望不符，往往会被贴上不公正的标签。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概念的广泛传播，不仅贬低了像Enmark这样的女性受害者，还掩盖了当时警方应对失误的责任。

最终，这场1973年劫案中的虚构综合症被广为人知，但它并未真实反映人质的心理状态，而是一个为了维护权威形象、抹黑女性受害者的工具。

本文译自 stadafa，由 BALI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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