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货商店正逐渐消亡。尽管并非唯一受社会与经济变迁困扰的建筑类型，但它无疑是最年轻的。城堡、教堂、工厂和仓库等建筑已经历了适应或灭亡的过程，而百货商店则象征着19世纪欧洲最繁华城市的高峰，特别是伦敦、巴黎和新兴的布达佩斯。进入20世纪，斯图加特和纽伦堡的施霍肯商店以简洁的玻璃与铬合金引领了国际现代主义的潮流。衰退从千禧年左右开始，面对郊区购物中心、在线购物和行人化，百货商店逐渐沉寂，疫情的到来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根据《拯救英国遗产》最新报告所言，这些“高街巨头”已岌岌可危，德本汉百货的关闭使得1360万平方英尺的空间空置，进一步导致市中心的萧条。随着芬威克在今年2月关闭其伦敦分店，空荡荡的货架和一楼废弃的咖啡馆弥漫着世纪末的忧郁，似乎不仅仅是商店的结束。
在鼎盛时期，百货商店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充满女性气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中，主人公在1928年10月11日最后一次出现在牛津街的德本汉百货。她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沉浸在百货商店的欢乐之中：“阴影与香气将她笼罩，现实从她身上滑落，宛如烫水滴落。”她穿越楼层，如同时光旅行，每当电梯停下，世界的另一面便展现在她面前，伴随着世界的气息。
随着百货商店走向终点，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引人深思的展览，回顾其起源。从1850年代的诞生到1925年国际装饰艺术博览会的巅峰，这场展览探讨了百货商店作为一种社会、建筑和经济现象的演变。展览意外地以地图、街道规划和铁路指南开篇，展示了19世纪中叶巴黎重组的历程，这一时期的巨大干道推动了新商业形态的迅猛发展。展览通过精心布置的消费品展示、新闻片段和华丽的广告海报，讲述了百货商店如何成为追求品位和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的象征。虽然普遍认为百货商店的起源在于英国，但具体地点尚无定论。曼彻斯特纺织厂在伦敦的商店被认为是先例，而《拯救英国遗产》则指出1796年开业的哈丁、霍威尔与公司的大时尚商店为首个真实的例子，但它在1820年失败，未能留下后继者。或许英国对这一本质上法国创造的最大贡献，就是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对未来的拿破仑三世的影响。
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进一步激发了竞争欲望，数百万观众涌入伦敦观看“各国工业之作”。坐落在海德公园的水晶宫展览可视为最初的百货商店。同年，拿破仑发动政变，将第二共和国变为第二帝国，并决心将巴黎打造成“欧洲的首都”。他找到了海塞曼，一个极具政治手腕的城市规划师。海塞曼没有总体规划，他更像是一个灵活的城市政治家，巧妙利用法律规定进行强制征购，开辟宽敞的林荫大道，以便增加首都的壮丽、缓解交通、清除贫民窟，并提高警务管理效率。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巴黎几乎翻了一番，市中心的发展与郊区的扩展齐头并进。
海塞曼的巴黎与百货商店一同成长。第一个博纳马尔谢店在拿破仑政变后的次年开业，随之而来的还有卢浮宫百货、酒店市集和春天百货。1855年和1867年，巴黎举办了自己的国际博览会，展现了展示与购物之间的无缝衔接。所有商品均可出售，维多利亚女王和亚历山大二世都曾光临。第二帝国见证了中产阶级品位的胜利，海塞曼的巴黎被视为新罗马或新巴比伦，具体取决于个人的政治立场。巴黎创造了百货商店，而后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时尚与风格。百货商店的崛起使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橱窗”。
在建筑上，百货商店开辟了新天地。最初的冲击来自其庞大的规模，旧街道被宽敞的大道所吞噬。海塞曼时代的首批百货商店必须遵循新古典主义风格，因此外观狭小，缺乏展示空间。随着展览建筑的发展，百货商店也随之变化，成为气派的多层空间。铸铁和玻璃的使用造就了如水晶宫般的消费殿堂。进入世纪末，商店内部愈加丰富多彩，如今在拉法叶百货的彩色玻璃穹顶下，顾客仿佛置身于巨型蒂凡尼灯罩之中。
许多新零售现象如季节性促销和邮购在新商店中应运而生，弗雷德里克·沃斯则是第一位名声显赫的裁缝。海塞曼所遗留下的街道也迎来了新商店的到来。在1830年代创立的“街角商店”转型为中心天井，周围环绕着画廊，提供更多新颖的款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位于第二区的狭窄店面难以与日益扩大的百货巨头抗衡。1877年，歌剧大道的开通引发了议会的质疑，阿道夫·蒂埃尔质疑其存在的理由，只认为是为了破坏里舍留街和巴黎街的生意。然而，百货商店的崛起势不可挡。
百货商店的阴影改变了旧街区，新一代工匠、提供者和与百货商店相关的工人随之而来。1881年，在佐拉的《女性的幸福》开始流行的一年，“街角商店”倒闭了。
它至少活过了第二帝国的崩溃。拿破仑与厄妃逃回英国，巴黎迎来了动荡的命运。展览对1870年巴黎围城、共产主义和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几乎没有提及，似乎那场令人不快的寒冬只是一场不幸的中断。佐拉的小说则是对1870年分界线的超时空解读，虽然故事设定在1860年代，但却灵活处理细节。展览充分利用了他的研究笔记与小说内容。在与重建的萨马利特商店的建筑师弗朗茨·朱尔丹的信件往来中，佐拉表示不能使用朱尔丹的设计图，因为它们太过新颖。实际上，他在小说中确实借用了这些设计，塑造了年轻建筑师“偶然聪明”的形象，他被最新的建筑技术所吸引，构建了一个铸铁和玻璃的结构，使顾客能在宽敞的画廊中漫步，这是第二帝国的商店所无法比拟的。
正如奥兰多一样，“女性的幸福”也是个时间旅行者。佐拉的时空交错戏剧化了一个真实的冲突。小说中，老旧与新兴商家的激烈对抗预示了不久之后在第二区商人中实际爆发的起义，他们成立工会，呼吁立法限制“怪物商店”。《女性的幸福》对于了解巴黎的人来说是一个颇具时效性的作品。如此特殊的百货商店现象，甚至让省级媒体的评论者不得不解释故事的背景。
这部小说是佐拉的《鲁根-马夸尔特》系列中的第十一部，发生在《女儿的幸福》中，男主角奥克塔夫·穆雷扩展了已故妻子的丝绸商店。穆雷随后将店铺变成贪婪的百货巨头，吞噬了周围的地块。他不断激发顾客的需求，引入新的吸引力，如阅览室和送货服务。他的角色结合了数位真实的商人和百货商店的现象，以至于评审对他们的审判几乎是逐个的。
“这座建筑就是街角商店变革的最新阶段。”这样的变化在海塞曼时代被赋予了新的价值。虽然百货商店在巴黎和伦敦以外的地方并不如想象中普遍，但其设想在20世纪初再次发展，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百货商店的衰落与疫情的影响相伴而生，尤其是在美国，许多购物中心也遭遇了相同的困境。
如今，曾经繁华的百货商店已逐渐成为失落的符号。尽管如此，展览对百货商店遗产的重新审视为这一过程增添了些许色彩，或许未来我们能再度回归百货商店那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时代。
本文译自 London Review，由 BALI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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