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的投资失利故事一直广为流传。许多人都认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南洋公司股票价格飙升时卖出了股票，赚了一大笔钱。然而，随着股价继续上涨，他又冲动地重新买入了股票，最终在泡沫破裂时损失惨重。据说，牛顿曾感慨道：“我可以计算天体的运动，但无法计算人们的疯狂。”

1720年的南海泡沫是最早、最大和研究最多的投资狂热和崩盘案例之一。它经常被引用为非理性繁荣的典型案例。艾萨克·牛顿在其中的角色尤其引人入胜。据说他早期投资并在市场估值达到他认为不合理的水平时获利退出，赚了100%的利润。然而，随着价格继续上涨，他据称在最高点再次投资，并在随后的崩盘中损失了大部分财产。据说他曾感叹"[他]能计算天体的运动，却无法计算人们的疯狂"，据说他到生命的最后也无法忍受听到南海事件。

人们对牛顿在南海泡沫中的活动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科学家之一的声誉。很可能还因为他不是一个对金融一无所知的学者。除了投入精力研究炼金术和神学以及天文学、物理学和数学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作为皇家造币厂的首任监管人和后来的厂长，他的效率提升对1690年代的大规模重铸货币和后续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他在造币厂作为侦探追捕造假者的工作也展示了他广泛的技能。牛顿是英国统治精英的一员。他参与了当时重大货币政策变革的讨论，这些变革的一个影响是启动了从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变，这一转变后来被世界大部分地区效仿。然而，他在这方面的影响并不清楚，总的来说，他并没有对货币或一般经济思想做出任何引人注目的见解。除了他在世时享有的巨大科学声誉外，他还因在造币厂的职务而获得丰厚报酬。尽管在南海泡沫中可能有所损失，他去世时仍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本文提供证据表明，在那场狂热之前，他是一个精明和成功的投资者。因此，一个如此有能力、知识和关系的人在狂热中失去理智，经常被引用作为识别泡沫困难的一个例子。

关于牛顿在南海泡沫中的不幸遭遇，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媒体和网络上被不加批判地传播，有时甚至出现在更学术的著作中。然而，对牛顿生平和事业进行更深入研究的人，甚至一些流行作家，确实强调这个故事是基于关于他投资的极其有限的信息。直到现在，文献中可用的全部证据都在本文关于先前已发表资料的部分中描述。它包括两个轶事，我们只能追溯到牛顿1727年去世后一两代人，以及七个可靠的量化项目。在这七项中，一项是他去世时非常可观的遗产清单。五项是牛顿指示他的代理人处理他拥有的一些证券的信件。正如将要展示的那样，这七条信息中有三条一直被误解和误引。这些错误导致了对牛顿行为的误导性评价，以及对他对南海泡沫态度的错误推断。

关于牛顿投资的全面数据的稀缺性允许对他在南海泡沫期间的行为有不同的看法。1931年，Richard de Villamil利用他在法院档案中找到的牛顿遗产清单，以及当时可用的已发表信息，提出牛顿可能没有损失很多。然而，de Villamil的论点并不很有说服力，因为它们依赖于广泛的假设来填补证据中的空白。此外，在他的工作之后，关于牛顿参与泡沫的更多事实已经浮出水面，这些事实对他的结论提出了质疑。本文还表明，de Villamil误解了牛顿涉及的一些证券的性质，并在分析中犯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尽管如此，de Villamil可能影响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后者比de Villamil更进一步，将牛顿参与泡沫的情况描述得更加积极。凯恩斯声称牛顿"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资金投资者，渡过了南海泡沫的危机，并以富人的身份去世"。不幸的是，尽管凯恩斯是一位严谨的学者，特别关注牛顿，并收集了一批与牛顿有关的特殊手稿，但正如在关于托马斯·霍尔遗产的部分中讨论的那样，他没有为这一说法提供任何证实。后来的学者似乎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一说法。Richard Westfall在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牛顿传记中得出结论，可用的事实"倾向于支持[牛顿]属于那些尝到泡沫疯狂滋味的人的说法"。

本文表明，牛顿不仅尝到了泡沫的疯狂，而且深陷其中。即使按保守的计算，他的损失几乎肯定超过了1万英镑，而使用合理的方法很容易产生超过家族传说中声称的2万英镑的数字，这个数字今天经常被引用。与典型收入相比，并考虑到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和经济，1720年的2万英镑可能相当于今天的2000万英镑、2000万美元或2000万欧元。然而，在泡沫之前的1710年代，牛顿的投资似乎是一个谨慎和精明的人的投资，而且非常成功。牛顿去世时很富有，遗产价值约3万英镑，但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泡沫前夕就已经很富有了。

本文所基于的新证据包括一些先前被牛顿学者忽视的已发表项目。然而，大部分新信息包括牛顿在各种证券中投资的详细和先前未知的账目。由此产生的图景仍然不完整，而且可能会一直如此。能提供明确看法的理想来源应该是类似查尔斯·达尔文的投资账簿。那位贤者对自己的科学能力和成就非常谦虚，即使在《物种起源》出版12年后也是如此。然而，他声称"投资做得很好"。他投资做得有多好还有待确定，但那只需要一个适度和常规的努力。从1840年代中期开始，他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财务状况，这些账簿仍然存在。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牛顿有任何这样的记录。次好的选择是牛顿在南海公司投资的完整记录。然而，正如在关于南海记录的部分所解释的那样，这些记录似乎在1860年代被销毁了。因此我们不得不依赖于所剩无几的东西。

幸运的是，有牛顿在其他一些证券中投资的完整记录。它们在这里首次被探索。这些记录与先前发表的关于牛顿财务的项目的修正版本，以及关于南海泡沫和当时投资场景的一些背景信息相结合。总的来说，这些项目为判断他做了什么提供了比迄今为止可用的少数零星项目更安全的基础。

对从这些对牛顿在南海泡沫期间的金融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图景的进一步确认，是由牛顿作为执行人之一的一个相当大的遗产的详细记录提供的。它们提供了关于牛顿和他周围的人在泡沫时期的投资知识、思考和行动的宝贵信息。

这篇文章可以被简单地视为为一个天才屈服于投资狂热高峰时盛行的"集体思维"的有趣案例提供更多实质内容。然而，它可能远不止于此。Larry Neal通过写道南海泡沫"似乎更多地是关于金融市场持续难以适应一系列创新，而不是关于人类永恒的愚蠢"来贬低其重要性。对于这个和许多其他泡沫来说，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永恒的愚蠢，盲目信任金融业编造的一系列创新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海泡沫的教训今天仍然具有相关性。是的，三个世纪前的英国投资者知道的远不如我们多，但他们面对的金融工具比我们现在被诱惑的要简单得多。我们很容易嘲笑南海泡沫倡导者推销的一些论点。然而，未来的几代人可能也会嘲笑2008年前的大多数言论。那个时代的监管者和商业领袖，以及金融和经济学博士，都在赞美CDO平方等稳定性促进奇迹和大缓和的天堂。

本文避开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南海泡沫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泡沫，意味着经济基本面保证了崩溃。这个话题，以及相关的大量文献，将另行处理。

这篇论文提供了新的证据，证实了关于牛顿和南海泡沫的流行故事。他确实在其中损失了一大笔钱，尽管他很聪明并熟悉当时的金融市场。最有趣的是，他一开始是一个怀疑者，从事后看来，这是正确的态度。他确实在很早期的南海投资中实现了可观的收益，大约在另一位著名的怀疑者托马斯·盖伊开始兑现他巨额利润的同时。然而，与盖伊不同，牛顿改变了主意，在泡沫的顶峰将所有资金投入到南海冒险中。他比许多与他在金融问题上互动的投资者更乐观。即使在泡沫初期迅速崩溃的阶段，他仍继续对获得盈利结果抱有很高的希望。他的才华并没有为他提供正确的投资洞见，正如一个关于他的流行故事所说，他无法"计算......人们的疯狂"。

牛顿在南海的失误不仅仅是又一个天才屈服于投资狂热中盛行的集体思维的例子。它们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各种证券投资的详细记录可以用来研究泡沫的动态。Dickson在他的开创性工作中已经对各种证券投资者的社会、种族和宗教背景进行了一些研究。此后还进行了其他研究，例如关于性别效应的研究。看起来值得的是将社会网络分析的快速改进工具应用于南海泡沫(以及其他泡沫)的研究。本文展示了牛顿的一些金融交易模式，表明他对南海公司前景的评估发生了变化。到目前为止，他是唯一一个被发现的在泡沫早期上涨中获利，但随后又跳回来的大投资者的例子。其他投资者，如福基埃和盖伊，表现出不同的模式，通常要么一直相信南海的故事，要么一直持否定态度。通过数字化更多记录，我们可以研究行为类型的多样性和分布。理想情况下，这可以用来研究信息的传播。显然，对泡沫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共存，这与当今后真相世界中越来越多讨论的情况相对应，即不同群体对同样的事实进行截然相反的评估。这些研究有望为了解泡沫的动态提供更多见解。

本文译自 royal society，由 BALI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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