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演变推动了对在线行为的更严格管控，数字平台逐渐成为国家控制的代理人，隐约出现社交评分的趋势。
“数字媒体的进化使得对在线行为的严格监管不仅可行，而且不可避免，”媒体生态学家安德烈·米尔(Andrey Mir)写道。
二十年前，互联网是一个使人们摆脱国家控制的媒介。而如今，互联网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威胁，推动了恢复国家对在线行为的控制。最新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对不当言论或行为的用户和平台进行刑事追诉。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有些人将这一现象视为政治斗争的副作用。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媒介本身的发展：互联网从削弱旧有的审查机制，到创造新的社交控制形式，这些控制现在通过数字平台实施。
数字媒体的演变使得对在线行为的严格监管不仅可行，而且不可避免。
Web 1.0：全球图书馆，自由获取信息
互联网的最早版本Web 1.0，赋予了人们更大的个人信息获取自由。仅这一点就挑战了以往由精英通过新闻媒体、教育和娱乐控制“制造同意”的旧秩序。
信息的自由流动削弱了精英对知识的垄断。但信息本身并非关键。真正起作用的，是获取方式(媒介)开始动摇权威。一个贴切的类比是：在印刷术使圣经对大众变得可负担之后，触发新教改革的并不是圣经的经文，而是普通人能够独立阅读圣经，而不依赖于牧师的选择，发现圣经中的不一致之处，并质疑教会的权威。圣经的可负担性第一次清晰地表明了，教会的观点只是一个观点而已。
在1990年代，浏览和询问的自由打破了主流新闻议程的单一性。人们第一次掌控了显示在他们屏幕上的内容。这个媒介传达的信息是个人能够随意浏览和查询，而人们开始做到了这一点。传统的审查机制依赖于集中统一的议程，开始失去其地位。
Web 2.0：创作自由与公众的反叛
2000年代，Web 2.0的兴起标志着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崛起。博客圈和早期的社交媒体使创作自由得到了释放，赋予人们不仅仅是信息的访问权，还包括自我表达的空间。最早的数字用户，大多是年轻、城市化、高学历且进步的人群，开始互相分享信息，很快意识到他们的观点和价值观与主流议程有多大的不同。这导致了马丁·古尔里(Martin Gurri)在其2014年出版的《公众反叛》一书中所称的“权威危机”。全球范围内爆发了由Twitter引发的“公众反叛”，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
传统机构对于如何应对这一现象束手无策。他们无法跟上变化，因为这些活动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分散的、网络化的行动方式并没有为传统机构提供应对的具体目标。在熊与蜂群的对抗中，尽管熊看似强大，能够击倒一些甚至很多蜜蜂，但永远无法击败整个蜂群。
然而，互联网的反传统环境很快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制度调整。首先，传统机构走向数字化，将许多“蜜蜂”吸纳进了体制内。加入政治和企业体制后，数字进步主义者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他们需要保持新获得的体制地位，同时继续拆解旧有的世界观。
他们在保持权力的同时颠覆旧价值的努力，在2010年代中期迎来了社会新群体的加入，更年长、受教育程度较低、城市化程度较低、进步性较弱的群体。第二波群体形成了一个新的蜂群，其集体愤怒最终通过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表达了出来。然而，第一批数字进步主义者与旧精英的联盟已经形成，并重新塑造了新闻、学术界、教育和企业的语态。后来的保守蜂群成为旧世界的象征，给予新的体制(由数字进步主义者与传统精英组成)一个新的目标来对抗。这也解释了2010年代后期政治极化的激增。
然而，数字进步主义者被体制吸纳并非互联网的根本转变。一个更深远的环境变化源自算法的崛起，它将无形的博客圈转变为制度化的数字平台。
Web 3.0：算法与数字平台的崛起
社交媒体从由人类控制的博客圈，演变为由算法驱动的生态系统。这些算法开始定义内容和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能够精确地定制个人的新闻推送，并为广告商提供商业机会，通过出售用户个人数据获利。这项广告服务比传统媒体提供的要更高效、更有利可图。
这一调整的副作用是，传统媒体的经济衰退以及后新闻时代的到来。但算法引入的主要结果，是将原本无形、群体化的环境凝聚成了数字平台：集中化的企业。在线公共广场变成了在线市场，Web 2.0变异为Web 3.0，一个充满算法和数字平台从中获利的互联网。
算法的任务还包括加速用户互动。它们提高了那些更可能引发更多反应的内容的可见度。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激动人心的内容，并逐渐习惯于回应更加激烈的反应。这不仅加速了互动，还进一步加剧了极化和在线愤怒，导致了公众对互联网的日益焦虑。
在此之前，传统机构对于Web 2.0的应对困难重重。它们最能做的，是通过资助、学术职位和企业人力资源工作等方式来收买数字进步主义者。然而，Web 3.0引入了数字平台作为企业实体，承载着亏损和监管的风险。传统机构对企业的应对能力相当熟练。因此，公众的反叛势头逐渐消退，旧有机构在新的条件下恢复了力量，不再是通过传统新闻媒体，而是通过数字平台。
Web 4.0：平台的政治合规与企业控制的恢复
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互联网平台塑造政治结果的能力变得不可忽视。尤其是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遭遇袭击后，数字平台再也无法保持其政治中立性。在担心遭遇监管报复的压力下，最大的社交网络禁止了特朗普及其成千上万的支持者。随着传统媒体衰退，精英对话语权的控制被数字平台重新夺回。
这一发展为我们带来了Web 4.0，一个平台通过规制用户行为来迎合政府，避免受到惩罚的互联网。在Web 4.0中，数字平台不仅提供服务，还充当着用户与国家当局之间的中介，按照国家要求限制在线言论和行为，以换取继续与用户开展业务的许可证。它们公开对用户的行为作出道德和政治判断，以保护公共道德和民主，仿佛是被赋予了这种任务。
这不是精英阶层的政治阴谋，而是互联网发展成数字企业、承担监管风险的演变逻辑的体现。通过这一转变，体制恢复了权威，重获力量。最大数字企业与国家和其政治力量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也有人尝试进行反抗，力求保留20年前互联网的样子：一个没有任何控制、自由交换意见的场所。两个显著的例子是Telegram，它以加密和隐私为基础，以及X/Twitter，仍然保持着2010年代早期社交媒体的反体制精神。两者都严重依赖其拥有者的个人承诺，因此无法成为系统性因素。
然而，Telegram创始人Pavel Durov最近在法国被逮捕，可能让他变得更加顺从并愿意合作。与此同时，马斯克(Elon Musk)依旧“太大而无法倒下”，但他丰富的资源和与特朗普当选总统的紧密关系让他的案例变得更加难以作为系统性因素。X的例子更多是一个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非数字媒体发展的自然进程。甚至有可能是马斯克通过收购Twitter摆脱“审查工业复合体”，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此前的Twitter可能会在最近的选举中有效地与特朗普对抗。讽刺的是，特朗普获胜后，马斯克的X/Twitter很可能会变成一个代表主导政治力量控制用户的个平台——这正是它在马斯克收购前就已经在成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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