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手记：结束一个生命是什么感觉

BALI @ 2025.03.17 , 08:05 上午

从迎接新生到协助死亡，加拿大医生在2016年法律变革后，走进Harvey和Edna的生命尽头，见证他们的选择与尊严。

那张传真纸从我那台老旧但可靠的机器里吐出来，只有一页，字迹简洁：“感谢接诊这位74岁的肝衰竭晚期患者。他密切关注新闻，很想申请协助死亡。听说你在维多利亚提供这项服务，真勇敢！期待你的评估。下方是他的档案概要。”我默默读了两遍，才递给办公室经理Karen。我们对视片刻，我先开了口：“他叫Harvey，我得给他建个档案。”

Karen一边忙着整理Harvey的资料——前面是基本信息，后面附上空白申请表——我则拿起电话拨了他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他妻子Norma。因为Harvey行动不便，我答应去他们家见面。三天后，我站在浴室刷牙，嘴里反复练习开场白，琢磨着该用什么语气。如果Harvey符合条件，他将是2016年6月加拿大合法化医疗协助死亡(MAiD)后，我接待的第一个病人。

二十多年的行医生涯里，我一直是家庭医生，专攻孕产和新生儿护理，帮助无数家庭迎接新生命。可当MAiD立法在即，我决定转向这个新领域，尽可能学习相关知识，只为支持人们实现最后的愿望，陪伴他们走向生命的另一端。

到了Harvey家门口，一个留着灰白大胡子的男人开了门，带着一丝哀伤的笑跟我握手：“你好，谢谢你来。我是Rod，Harvey的姐夫。”我跨进门，被领上楼，看到一个穿浴袍的男人和一个女人紧挨着坐在沙发上。“医生你好，感谢你过来，”她说，脸上挂着笑，“我是Norma。”她双手不安地搓动，像是紧张，又或许只是觉得场面尴尬。我心里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

Harvey穿着灰色睡衣，裹着暖和的毯子，看起来比Norma老很多。他的腹部鼓胀，满是积液，皮肤蜡黄薄如纸，显然肝衰竭已经很严重了。瘦弱的双手和憔悴的脸庞告诉我，他可能只剩几周时间。我轻轻握了握他的手，说：“很高兴见到你。”他的手凉而干瘦，布满紫斑，几乎没什么力气，可他握得比我预期久一点，眼神缓缓抬起，直直地看着我，才松开。我在他面前坐下，准备开始练习了一早上的对话。“我想先打破医学院的第一条规矩。”

Harvey露出狡黠的笑，眼神示意我继续。

“医学院教我，初次见病人要让他们先开口。可今天我想先聊聊我自己。我这人说话很直白。”见他点头鼓励，我接着说：“今天我们要谈死亡，谈你的死亡，谈协助死亡，还要谈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我会坦率地说，不用什么‘漫步草场’的隐晦词儿。”我顿了顿，低声问他：“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他笑了，我松了口气。“这正是我想要的，”他说，“别跟我扯废话。”他嗓音有些沙哑，但最后几个字铿锵有力。“咱俩肯定合得来。”

我直奔主题：“你为什么想死？”

Harvey咧嘴一笑：“我不想啊！我巴不得活着，日子过得挺美。可现在这事好像由不得我了。”他顿了顿，握住Norma的手，朝我晃了晃，咽下涌上来的情绪，“我有好朋友，好孩子，家人都在身边，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跟这丫头结了52年婚……我真想撑到52周年，结果我做到了。”他声音渐弱，体力似乎已耗尽，“现在我准备好了。”

Harvey很坦然。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但想掌控告别的方式和时间。“我想让Norma和孩子们陪着我走完最后，”他眼中闪过一丝光彩，“就在家里，我的卧室……我想按我的方式走。这周末请朋友们过来，最后热闹一把，没准还能偷喝一口啤酒。”他笑着憧憬，“我见过朋友们临终时拖了很久，躺在床上，神志不清。我不想让自己和家人受那罪。”

他完全符合条件：神志清醒，自愿申请，患有无法治愈的重病。Norma保证当天就会请两个独立见证人签好正式申请表。之后是10天的法定反思期，我还得找另一位医生复核意见。

接下来的几天很忙碌。Harvey的认知能力因肝衰竭持续下降。如果恶化太快，他可能无法在最后时刻亲自同意，而这是必须的。幸好我和第二位医生都认为风险迫在眉睫，等待期可以缩短。Harvey定了三天后的日子。果然如他所说，离别前两天，他们家办了一场开放派对，朋友邻居齐聚，为他庆祝人生，告别彼此。

2016年6月16日，Harvey选定的日子到了。我早上站在衣柜前纠结穿什么。纯黑太阴沉，亮色又太轻佻。我想显得专业但不冷漠，随意却不能穿牛仔裤。怎么这一步反倒成了最难的？我10点去取药，11点到他家，估计中午前他就走了。

我把车停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深吸一口气。医学院有句老话：“看一次，做一次，教一次。”可这次，我没机会“看一次”。法律刚改几天，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下了车，我大步走向门口，上楼时瞥见Norma，可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就撞上了帮手的护士Jessica。她穿着手术服，光脚站在楼梯口。我暗自祈祷家人别看出我们是头回见面，别让他们察觉我也是新手。

屋里有八个亲人。我先单独和Harvey聊了几分钟。他在卧室，我坐在床边问：“昨晚怎么样？”

“就这样吧，”他说，“我准备好了，今天得结束。”我得确认他头脑依然清晰，仍想继续，并拿到最终同意。他毫不犹豫：“没啥好想的。”他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妥了，葬礼计划好了，律师和会计的名字也留给了家人。他有些担心身后人，我安慰他会提供支持资源。

“谢谢你让这成为可能。”不知谁先伸的手，我们握在一起，他又一次握得久而用力。“我有点怕。”“当然会怕，没事儿的。”我们聊着，不急不躁。他问：“Green医生，你觉得接下来会怎样？”“我也不知道，Harvey，你觉得呢？”“我不信教，也不怎么信灵。可我不觉得这就是终点，不可能就这么完了。”“好吧，如果真是呢？你会想改什么？”他握着我的手，聊起遗憾和骄傲。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庆幸他是我的第一个MAiD病人。

后来我们沉默了。我告诉他要去跟家人说明流程。他颤巍巍签了同意书，我走进客厅，详细解释每一步：先是抗焦虑药让他放松入睡，然后是麻醉剂防刺痛，再用大剂量手术药物让他进入昏迷，最后一剂确保心脏停跳。“整个过程大概8到10分钟，不会痛苦，我想让它尽量安详。”家人点头，有人松了口气，有人眼神空洞。

回到Harvey身边，他很平静，家人围着床。他儿子按着他的胸口说爱他，Harvey叮嘱大家别难过。我握住他的左臂，他最后谢了我一眼，我才开始。Jessica轻拍我的背，我放松下来，推动第一支药。“想想美好的回忆吧，和爱的人在一起……”他依偎着Norma，在孩子们的怀抱中睡去。她轻抚他的脸，低语让他放心离去。那一刻的亲密让我几乎忘了手上的事。他轻鼾了一声，不久呼吸停止，心跳也停了。我宣布：“他走了。”家人哭了，抱了，却也立刻谢我——我完全没料到。

到了2017年2月，我已从新手变得自信，接诊量上升。最新的是Edna，因多系统萎缩症恶化，连写字求死都费力。她77岁生日后刚出院，多次向Dr Vass表达意愿。我到她家时，她虚弱地笑着，在白板上划出“D-i-E P-L-S-!”。她曾是生物学毕业的少数女性之一，教书育人，退休后仍活跃，直到疾病击垮她。

Edna够资格，我愿帮她。她画了个笑脸。她家信教，她担心亲人反对，决定独自抉择。可临终那天，侄子Andrew怒斥这是“谋杀”，威胁报警。我冷静回应：“这是Edna的决定。”他们愤然离去，只剩我和她妹妹Mindy陪她。她挤了我的手三次，像在说谢谢。我开始后，她安然离去。

事后我担心被投诉，可最终没有。我欣慰Edna带着尊严走完人生，握着爱人的手，在法律赋予的权利下安心离去。

本文译自 The Guardian，由 BALI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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