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关税政策旨在重振美国制造业，却忽视供应链、劳动力与基础设施的短板。作者以15年经验揭示14个原因，警告政策或导致经济衰退，呼吁循序渐进的改革。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宣布对进口商品征收10%至49%的新关税，目标是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让美国再次富有”。然而，这项政策不仅难以实现目标，还可能适得其反，让美国更贫困。作为一个在制造业摸爬滚打15年的从业者，我在美国和中国都建过工厂，采购过数百万美元的商品，亲眼见证过墨西哥、越南等地的工厂运转。我精通中文，深谙全球制造业的兴衰之道。我爱我的国家，但看到它加速冲向经济困境，我必须站出来，试图踩下刹车。

关税的核心逻辑看似简单：通过提高进口成本，迫使企业将生产迁回美国。以iPhone为例，假设苹果从中国进口一台成本100美元的手机，54%的关税意味着额外支付54美元，总成本变为154美元。苹果将手机以双倍价格(308美元)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再以双倍价格(616美元)卖给消费者。表面上看，关税推高了进口成本，似乎能激励本土生产。但现实远非如此。

美国的工业供应链是一大软肋。供应链，简单来说，就是企业获取生产所需零部件的能力。生产木质家具需要木材、钉子和胶水；生产iPhone需要玻璃屏幕、金属外壳和电子元件。你可能会说：“美国供应链怎么会有问题？我能在Home Depot买到木材，在亚马逊买到电脑零件！”但消费供应链和工业供应链是两回事。开一家家具厂，你需要大量木材，远超任何一家Home Depot的库存，而且要价格低、交货快。美国在木材供应链上表现不错，北部森林资源丰富，这也是我们能向中国出口筷子的原因。但iPhone的零部件供应商几乎都在亚洲，即使加上54%的关税，在中国组装依然比在美国便宜，因为美国早已没有相关工厂，只能从亚洲进口零部件。

更棘手的是，我们忘了如何制造许多产品。生产iPhone的玻璃屏幕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极高的技术。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来自台湾，不仅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适中、供应链完善，更因为他们掌握了无与伦比的制造技术。即便有无限资金，美国也无法短时间内复制这种能力。我的公司生产一种名为Brain Flakes的塑料教育玩具，需要将熔化的塑料注入金属模具。如果模具损坏，美国几乎找不到能修复或制造新模具的技师，因为这门手艺已近乎失传。遇到问题，我们只能从中国订购新模具，生产停摆数月。54%的关税无法解决技术缺失的问题。

劳动力问题同样令人头疼。人们常以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仅在于低工资，但真相远不止于此。在中国工厂，工人纪律性强，不会中途离职、打架或长时间偷懒。他们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轻松完成7乘9的计算，而在美国，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连基本算术和英文阅读都有困难。中国工人手速快，技能娴熟，工作时间长且态度积极。这些并非理论推测，而是我亲眼所见：美国工人中，有人因私人问题突然辞职，有人因药物成瘾在岗位上睡着。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解决，但需要时间和系统性改革，而关税显然无济于事。

基础设施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困境。自2000年以来，美国人均电力产量几乎停滞，而中国同期增长了400%，如今人均发电量是美国的两倍。制造业需要大量电力，而美国现有的电网已不堪重负。没有新建核电站等能源设施，制造业的扩张无从谈起。此外，制造业会显著增加物流需求，零部件在工厂间的频繁运输将让道路不堪重负，增加交通事故和污染。扩建道路、现代化港口、升级铁路，这些工程在全球成本最高的国家耗资巨大，却鲜有人正视。

时间也是个大问题。建一座工厂，即便在最宽松的地区，也需至少两年拿到许可，再加上6到12个月让生产线高效运转。我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建过工厂，深知其中的复杂性。从海外订购商品通常需要180天，关税政策却似乎忽略了这一周期。一家企业去年11月订购了5万美元的货物，原无关税，但到货时突然需支付20%的额外税款，账单多了1万美元。这种突如其来的成本让企业措手不及。

更令人担忧的是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过去一个月，总统对墨西哥的关税政策反复无常：25%的关税宣布后取消，又重新实施，再次取消。企业无法预测政策走向，自然不敢投资建厂。我在奥斯汀的工厂租金已降价40%，仍无人问津。关税的计算更是混乱，进口商需支付原始关税、20%的“芬太尼关税”、34%的“对等关税”，甚至可能加上25%的“委内瑞拉石油关税”——但白宫并未明确哪些国家涉及委内瑞拉石油。企业无法准确估算成本，只能暂停业务，这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美国人对制造业的现实也缺乏心理准备。许多人憧憬“制造业回归”带来的繁荣，却不知这意味着辛苦的工作。我24岁时曾信心满满地在中国工厂体验了一天，结果仅坚持4小时——寒冷的车间、狭小的凳子、重复的组装动作让我的背痛手指麻。制造业远比想象中艰苦，美国人更想要的是低犯罪率、优质教育和廉价医疗，而不是缝制衬衫的流水线工作。

劳动力短缺是另一个难题。中国有超过10亿人在从事制造，而美国目前的失业人口仅1200万，技能和效率远无法与海外竞争。更重要的是，管理人才早已流向金融、房地产等高薪行业。指望他们放弃高收入去管理衬衫厂，简直是天方夜谭。讽刺的是，中国正通过政策减少低附加值制造业，而美国却试图通过关税将其引回。

自动化也非救命稻草。人们常以为机器人能弥补劳动力成本劣势，但中国每年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是美国的7倍，且价格更低。许多制造环节仍无法自动化，否则中国早就完成了——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已远高于越南等国。社交媒体上炫酷的机器人多是噱头，工业环境中，专用机器如传送带远比人形机器人高效。

法律风险和不公平执法进一步削弱了政策效果。美国企业若虚报进口商品价值，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而中国企业最多损失一批货物，风险远低于美国同行。这意味着关税反而可能让美国企业更吃亏。2018年的贸易战已证明，关税并未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而是将生产转移到越南。如今，政策未吸取教训，对成品和零部件一视同仁地征税，让美国制造商在进口必需零部件时不堪重负。甚至连生产设备都被加征关税，建厂成本进一步飙升。

更离谱的是，关税覆盖了美国无法生产的商品，如咖啡和高劳动强度的毛绒玩具，甚至连培养下一代工程师的教育玩具Brain Flakes也在其中。这不仅推高了生活成本，还阻碍了教育和创新。政策本意是遏制芬太尼流入，但2毫克的致命剂量几乎无法通过海关检查。与其在供给端徒劳无功，不如像其他国家一样聚焦需求端，解决国内的毒品问题。

美国的经济实力毋庸置疑，但制造业并非我们的强项，就像篮球巨星Michael Jordan在棒球场上的平庸表现。全球化不会因关税终结，但美国可能因此被排除在外。中国已减少对美出口的依赖，其电动车席卷全球市场，质量甚至超越美国产品。如果政策不变，制造业不会回流美国，而是继续流向越南、墨西哥等地。经济衰退几乎不可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都可能发生。

要真正重振制造业，美国需循序渐进，夯实基础。首先，解决劳动力素质问题，确保每个人都能掌握基本数学，改善医疗系统以降低企业成本，治理犯罪和毒品，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其次，发挥高端制造和创新优势，对农业无人机等高价值产品征收高关税，而非对T恤和咖啡一刀切。政策设计上，应降低零部件关税，恢复出口退税，严格对外国企业的执法。借鉴他国经验，逐步提高关税并立法保障稳定性，同时引进技术专才而非普通劳工。

希望政府及时调整政策，如果继续这条路，美国不仅无法重振制造业，还可能陷入更大的经济困境。在追逐“美国再次伟大”的梦想之前，我们需要先修补社会的裂痕，解决那些更基本的难题。

本文译自 Molson Hart，由 BALI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