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12亿人深受偏头痛与丛集性头痛折磨，医学却进展缓慢。作者结合亲身经历与科学研究，揭示头痛的无常与痛苦，呼吁更多关注与突破。
全球超过12亿人饱受偏头痛和其他令人虚弱的头痛症折磨，这些疾病却常被忽视，研究不足。我还记得二十年前那个早晨，我刚从医院诊室离开，突如其来的剧痛仿佛头颅要炸裂，又像被铁钳越夹越紧。我头晕恶心，踉跄赶往急诊室。那一刻，作为一名五十多岁的医生，我以为自己可能遭遇了脑动脉瘤破裂——医生口中“人生中最剧烈的头痛”。幸运的是，CT扫描排除了脑出血的可能，但随后神经科医生告诉我，这是一场偏头痛。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种痛楚，从此，偏头痛如影随形，成了我生活中挥之不去的一部分。它们的频率和强度时有变化，但作为一名“偏头痛患者”，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忧下一次发作，揣测可能的诱因，寻找能缓解痛苦的新疗法。
偏头痛的折磨因人而异。有人在经期频发，提示激素波动可能是诱因；有人在发作前会出现便秘、颈部僵硬或频繁打哈欠等微妙征兆。我属于那三分之一会经历“先兆”的患者：头痛来袭前，我的右眼会看到一轮锯齿状的闪光新月，逐渐扩大，直到遮蔽视线。这种视觉奇观令人不安，却也诡异地迷人。神经学家Oliver Sacks在1970年的著作《偏头痛》中记录了患者绘制的先兆图，其中一幅“锯齿状城堡图案”与我的体验惊人相似，闪耀如烈日下的白墙，边缘不断闪烁。幸运的患者可能只有先兆而无后续疼痛，但对我而言，头痛接踵而至，逼我躲进黑暗的房间，哪怕一丝光线都刺痛难耐，身体和精神仿佛被抽空，整日无法正常活动。
相比偏头痛，丛集性头痛更为罕见，影响不到1%的人口，却被认为是医学中最剧烈的疼痛之一。科学记者Tom Zeller, Jr.在《头痛》一书中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描述这种痛如“白热、刺目却无形，狂躁却沉重”，有时让他在浴室地板上翻滚，唾液横流，徒劳地用手指按压头皮，只为缓解右脑撕裂般的剧痛。丛集性头痛因其发作模式得名，一天内可能接连发作数次，强度之高甚至被称为“自杀性头痛”。Zeller在书中交织了头痛的历史、生物学机制、患者证言以及他自二十多岁起承受的痛苦。他的文字既是科学的梳理，也是对痛苦的呐喊，让我这样的患者在阅读时频频对照自身经历，感同身受。
头痛的记载贯穿人类历史。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描述过类似先兆的现象：“患者眼前似有光芒闪动，通常在右眼，随后右太阳穴剧痛，蔓延至整个头部和颈部。”公元二世纪的医生阿雷泰乌斯则记录了一种头痛，伴随嗜睡、沉重感和焦虑，患者避光求暗，因为“黑暗能舒缓他们的病痛”。古人尝试过各种疗法，从盖伦推荐的电鳐鱼贴头，到放血、拔罐，甚至烧灼头皮。Zeller提到，晚期旧石器时代的头骨上发现了钻孔术的痕迹，或许是人类最早尝试治疗头痛的证据。面对丛集性头痛的煎熬，他坦言：“任何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恐怕都曾幻想过用极端手段释放头颅中的恐怖。”
然而，现代医学对头痛的治疗进展缓慢。查尔斯·达尔文在乘坐“贝格尔号”航行时记录了一种民间偏方：在阿根廷，他听说人们会将橘子叶或黑膏药贴在太阳穴上，或将劈开的豆子沾湿后粘在头部，以缓解头痛。直到20世纪，头痛才逐渐被视为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疾病。然而，Zeller指出，如今头痛研究远不如帕金森病或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受重视，患者往往难以得到认真对待。尤其是女性偏头痛患者，常被刻板印象贴上“敏感”或“娇弱”的标签。作家琼·迪迪恩在她的文章《卧床》中写道：“我们不仅要忍受偏头痛的折磨，还要面对一种普遍偏见，认为我们只是不愿吃两片阿司匹林就解决问题。”她曾被医生质疑：“你不像偏头痛患者，你的头发太乱了。”
关于偏头痛原因的争论由来已久。19世纪的医学界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偏头痛源于血管异常，另一派则认为它类似癫痫，起因于大脑神经元异常放电。我在医学院学到的是血管理论。一位神经科医生曾告诉我，我在紧张工作后于安息日休息时发作，可能是因为血管从紧张状态放松，导致血流过多涌入大脑。他的建议是加强运动以改善血管张力，但这对我无效。后来，脑部扫描支持了“癫痫”假说，认为异常的离子流引发神经元放电，从脑干扩散至皮层，解释了先兆、恶心和光敏感等症状。Zeller总结道：头痛机制涉及大脑关键区域、某些神经化学物质，但血管的具体作用仍不明朗。
多年来，我尝试了无数药物，从三环类抗抑郁药到钙通道阻滞剂维拉帕尼，再到抗癫痫药托吡酯(绰号“呆帕酯”，因为它让人头脑迟钝)。这些药物要么让我血压骤降，要么让我疲惫不堪，甚至连思考和说话都变得缓慢。急性发作时，我会服用曲普坦类药物，针对神经递质血清素，短期缓解头痛，但长期使用可能引发反弹性头痛。一次周末，我停用了一种药物后，偏头痛如暴风雨般接连发作，短暂的间隙后又是新一轮先兆和剧痛。我只能躲在暗室中，恐惧自己将永远被病痛困住。最终，大剂量泼尼松打破了恶性循环，但却带来了严重的焦虑和失眠，逼我不得不服用安定类药物。
Zeller的经历同样令人揪心。他曾尝试过迷幻蘑菇、鼻喷辣椒素水，甚至过量服用维拉帕尼导致昏厥。他写道：“我感激的不是幸存，而是终于睡了一晚没有头痛的觉。”近年来，科学家发现了与偏头痛相关的神经递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这为治疗带来了曙光。2018年，针对CGRP的药物问世。我尝试了Aimovig，连续八个月没有发作，宛如新生。然而，效果逐渐减弱，我转而使用Emgality，同样有效，但一年后也失效了。现在，我依靠抗癫痫药拉莫三嗪和长效CGRP抗体Vyepti的组合，辅以Nurtec在发作初期阻止头痛恶化。如今，我的偏头痛已从每周发作减少到每年一两次，生活不再被恐惧笼罩。
为何偏头痛如此普遍？Zeller提出，动物似乎不会遭受慢性头痛，这可能与人类大脑的进化有关。高度敏感的神经系统在远古时代或许帮助祖先察觉威胁，但在现代社会，这种“时刻待命”的神经却可能在错误条件下异常放电。即便如此，我仍感激如今的治疗让我重获自由。阅读Zeller的书，我感受到一种隐秘的共鸣——我们这些患者，构成了一个不情愿却庞大的群体，在发作间隙中规划生活，被不确定性困扰，却也在彼此的故事中找到慰藉。疼痛或许难以彻底征服，但理解与分享，能带来一丝治愈的力量。
本文译自 The New Yorker，由 BALI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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