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务实监管和低价应用突围，美国以安全与霸权自居，AI全球格局暗流涌动。
中国正向世界展示一种不带价值评判、以结果为导向的人工智能治理愿景。
1995年，全球化的黄金年代，一位加州伯克利的商学院教授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词：“加州效应”。David Vogel在《全球经济中的贸易升级》一书中写道，当富裕市场的企业面对外国竞争者时，并不总是降低标准，相反，严格的规则往往会引发“向上竞争”。最经典的例子是加州对汽车排放的严格要求。加州是全美最大的汽车市场，企业本可针对不同州制定不同的发动机标准，但很多公司选择直接让所有汽车都符合加州标准。
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Anu Bradford又提出了“布鲁塞尔效应”。她用这个概念来形容欧盟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力量。尽管跨国公司常常抱怨欧盟繁琐的规定，甚至对罚款愤愤不平，但最终它们往往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采用欧盟标准。
如今，全球贸易治理早已不复当年的辉煌，但美国、中国和欧盟这三大经济体依然渴望在制定规则中占据主导。到2025年，最受关注的战场无疑是人工智能治理。若在此前有人下注，几乎没人会押注中国能赢，或者会出现所谓的“北京效应”。毕竟，中国在互联网管控方面的做法令许多国家心生戒备。早期的AI监管迹象也不令人乐观：政府迅速封禁了ChatGPT，尤其对能推荐内容的应用格外敏感。2023年，中国要求能影响公众舆论的生成式AI必须通过安全评估，并登记算法。
然而，今年一月的一个转折点改变了局势。中国发布了大型语言模型DeepSeek-R1，用的计算能力和资金远少于美国同行，却展现出极高的性能。这一“DeepSeek时刻”动摇了美国政府通过限制先进芯片出口来保持AI优势的策略。但技术突破也伴随政治阻力。意大利以数据隐私为由禁止DeepSeek，台湾则因安全担忧将其排除在政府系统之外。
尽管如此，中国的投资者和官员信心十足。国家正在投入巨额资源，推动开发价格低廉、人人可用且“够用”的应用。在廉价电力支持和国内宣传的推动下，官方希望技术能尽快大规模落地。与美国竞逐第一无望，那么稳稳拿下第二也被视作聪明的商业策略，更符合许多国家的现实需求。相比之下，美国国内的态度更显紧张。一些国会议员把AI霸权的竞争比作当年原子弹研发。副总统J.D. Vance在二月甚至批评欧洲人过于谨慎：“AI的未来不是靠对安全问题的畏缩来赢得的。”
而在新加坡，总理Lawrence Wong却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电力发电机问世后，花了几十年才真正应用于工业。他说：“我们往往过度迷恋那些站在技术前沿的国家。但真正的优势，其实在于技术的普及。”
美国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Angela Huyue Zhang在一篇名为《人工智能监管的承诺与风险》的论文中指出，中国的AI监管其实比外界想象的更务实、更亲产业。一方面，对信息的控制极为严格；另一方面，对隐私、版权和数据保护的执行却相对宽松。正因如此，中国的AI人脸识别技术得以快速发展，因为政府会直接把庞大的数据交给企业。法官甚至公开表示，他们的判决有意加速中国AI的发展。
如果真出现“北京效应”，它恐怕不会像“加州效应”或“布鲁塞尔效应”那样推动标准提升。中国的模式将盈利、效率和社会秩序放在个人权利之上。欧盟早在2020年的人工智能白皮书中就担忧，算法可能带来歧视，例如人脸识别对深色皮肤准确度不足，或预测再犯率时带有种族偏见。而在中国，种族歧视反而成了一种商业模式：有公司申请专利，用来识别少数民族。白皮书还担心雇主利用AI监控员工行为，而在中国，这已发展成一个蓬勃的产业。
因此，中国的AI治理模式在自由民主国家面前注定受挫，但对许多追求廉价且实用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颇具吸引力。更何况，中国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在特朗普领导下公开追求AI主导地位的美国。特朗普甚至威胁，对那些试图监管美国科技公司的外国加征惩罚性关税。某种意义上，美国再次将一份政治大礼拱手让给了中国。这或许可以称作“特朗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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