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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由特定个人创造的想法早就被嗤之以鼻，而技术行业却食古不化，导致创新的基础因素被蒙蔽。

自从2011年乔布斯去世以来，伊隆·马斯克成为了硅谷的领军人物。马斯克是造电动车的特斯拉的CEO，造火箭的SpaceX的CEO，提供太阳能系统的SolarCity的□□。他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程序员、工程师——还是钢铁侠系列电影中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托尼·斯塔克的原形——他上过《财富》和《时代》封面。2013年《大西洋月刊》把他排在由雅虎、甲骨文、谷歌高管提名的“当今最伟大发明家”名单首位。对于他的信众来说，马斯克是掌控科技历史的舵手。一篇特写这样描述他的气场：他的“辉煌、他的远见、以及他的野心之广，使他只身成为未来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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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手下各公司有在基础上改变所在领域的潜力。但是，围绕着这些进步的故事——以及特别是，围绕着马斯克的角色——会让人感到奇怪地不合时宜。

“伟人”是变革引擎的想法在十九世纪开始流行。1840年，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写道：“这个世界上人类成就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伟人的历史。”然而，他的片面观点很快就遭到质疑，认为驱动历史变更的不是个人成就而是趋势的复杂组合。赫伯特·斯宾塞在1873年写道：“他作为倡导者的所有那些变化，其主要成因在于他之前的世代。”而今天，如耶鲁大学史学家Daniel Kevles所说，大多数科技史学家并不相信重要的创新是由“仅仅依赖其自身的想像力、激励、和智力的个别发明家”所驱动的。学者们“急于识别重要人物并给予承认，但也承认是他们所处的大环境使其能够工作。”换句话说，伟大的领导者们依赖于他们提供给他们的资源和机遇，这意味着，与其说他们创造了历史，不如说是他们所在的时代塑造了他们。

马斯克坚称的成功故事中并未承认来自政府支持的重要性

没有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对电动车和太阳能面板的补贴，以及其他事项，马斯克的成功是不可能的。首先，他受益于在电池、太阳能电池、及太空旅行上一长串的创新。他没有造就他运作其中的技术前景，就像俄国人没有创造令他们战胜拿破仑俄严冬一样。然而在媒体和风投眼里，马斯克式的伟人模式仍然坚挺，例如像这样的标题“他改变世界使用能源方式的计划”，和他本人声称的“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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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写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不准确而且对新技术的很多贡献者不公平，通过扭曲对技术发展的流行认识，伟人神话威胁着要破坏未来创新实际需要的结构。

太空牛仔

商业写手Ashlee Vance的畅销传记书《伊隆·马斯克》描绘了马斯克的个人和职业轨迹，并寻求解释此人一再的“解决不可能事物的意愿”究竟如何“把他变成硅谷之神”。

1971年出生于南非，马斯克在17岁迁移到加拿大；他在伐木场锅炉间找了份清洁工作，然后通过不请自来给一家银行的高官打电话游说到了一份实习工作。在加拿大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物理和经济后，1995年他在斯坦福就学博士，但没几天就选择退学，相反，他联合创办了一家叫做Zip2的公司，提供在线商业地图——Vance形容其为“原始的谷歌地图加上大众点评”。尽管他不是最好的程序员，马斯克日夜操劳，并睡在“办公桌边的豆包上”。一个早期雇员说“风投看中他这种驱动力——他愿意为了打造这个平台赌上自己的身家。”1999年康柏收购Zip2后，马斯克帮助创立了一个在线财务服务公司，最终成为PayPal。Vance写道，这时候他“开始磨练他的标志性行事方式，进入一个超级负载的行业，并且不为他对此行业所知甚少的事实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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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eBay在2002年以15亿美元收购PayPal，马斯克有了足够资本去追求两项他认为能改变世界的激情。他创立了SpaceX，目标是建造更便宜的火箭来促进科研和太空旅行。他投入了超过一亿美元个人财产，雇佣有航空经验的工程师，在洛杉矶建造工厂，并开始监督在夏威夷和关岛之间一个偏远小岛上的发射。同时，马斯克共同创立了特斯拉汽车来开发电池技术和电动车。Vance写道，“多年来，他在媒体上养成了一半花花公子，一半太空牛仔的角色”。

马斯克把自己包装为独立移山的角色，且不喜欢和他人分享他的成功。特别是在SpaceX，工程师们“每次在媒体上看到马斯克声称他或多或少亲自设计了猎鹰火箭时，都会触犯众怒。”事实上，马斯克严重依赖在火箭和汽车上有更多技术专长的人，在航空和能源上有更多经验的人，以及也许在管理公司上更有社交手腕的人。那些在马斯克手下幸存下来的人常常是愿意放弃公众名声的任劳任怨者。在SpaceX有公司总裁Gwynne Shotwell，管理运营和监督复杂的谈判。在特斯拉有CTO □□ Straubel，负责重大技术进步。Vance写道：Shotwell和Straubel是那些“被期望永远呆在阴影下的稳健双手”。(特斯拉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任CEO Martin Eberhard对特斯拉的工程成就的贡献可以说大得多，几年前他和马斯克间发生痛苦争斗并离开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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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的公司也依赖于公共部门的支持和良好时机，这个事实他试图掩盖。当他对NASA的规定怒发冲冠或不承认SpaceX与该署的相互依存时，他似乎有妄想症。萨塞克斯大学经济学家Mariana Mazzucato指出“SpaceX是在多年的政府资助技术和公共部门支持之上冲浪。”

在2008年，SpaceX在三次失败后第一次发射成功——足以使其赢得NASA的十六亿美元国际空间站发射合同。几年后，该公司的大部分工作和计划都涉及前往ISS的飞行，而这本身就是公共投资的结果。太空旅行的核心技术严重依赖NASA投资的工作。这不是说要否定该公司的创新——特别是降低火箭发射的成本，也许还煽动了对非亿万富翁来说足够便宜的太空探索远景。但SpaceX并没有驱动太空探索的未来。它是在利用已经存在的深厚技术储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而且它这样做适逢国家对NASA的支持减弱、政府正在把太空旅行的主要方面私有化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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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在确定技术优先级时，不要给予科技名人的愿景过多权重。

同样，马斯克在特斯拉的成功建立在对清洁技术的公共部门投资和政策支持上。首先，特斯拉依赖的锂离子电池是在八十年代靠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主要资金而首创的。特斯拉从担保贷款以及州和联邦补贴受益匪浅。在2010年，该公司和能源部达成了价值4.65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在此协议下，特斯拉同意生产其它公司可以受益的电池组，并许诺在美国生产电动车)另外，通过在内华达建造“gigafactory”生产汽车和消费用电池，特斯拉从内华达得到了12.9亿美元的税收优惠。根据《洛杉矶时报》，它还赢得了其它的贷款和抵税，共计又有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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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是，马斯克坚称的成功故事中并未承认公共部门支持的重要性(例如，他称洛杉矶时报的系列报道是“误导性和欺骗性”的，并告诉CNBC“政府补贴都是不必要的”，尽管他承认它们“有帮助”。)

如果马斯克的目中无人听上去很熟悉，乔布斯则提供了另一个先例。马斯克执著于特斯拉汽车的门把手和触摸屏以及SpaceX工厂的布局，乔布斯带给产品设计激烈的力度，即使他自己没有设想出Mac、iPod、或iPhone的关键特性。苹果故事的一个精确版本不但会给从设计师乔纳森·伊夫往下的其他个人的工作更多承认，也会承认苹果的创新发生的特定历史背景。经济学家Mazzucato说：“iPhone背后的关键技术没有一项不是国家资助的，互联网、GPS、触摸显示屏、以及……语音激活的个人助理Siri。”苹果令人印象深刻地重新组合了这些技术，但它的成就栖身于多年的公共部门投资之上。换一句话来说，我们真的会认为，如果没有乔布斯或者马斯克，就不会有智能手机革命，不会有对电动车的兴趣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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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重要，因为伟人的叙事会带来成本。首先，它助长腐蚀硅谷文化。伟人传说助长、原谅了一些真正可怕的行为。毕竟，马斯克以随意侮辱或开除雇员而知名。2014年，他的为特斯拉和SpaceX奉献了12年的助理要求加薪，他当场炒了她。马斯克的坏脾气也不能用有益事业来开脱，相反，还有潜在可能危害与政府机构的关键关系。据Vance采访过的一名前官员说：马斯克的“最大敌人是他自己和他的待人方式。”类似的，乔布斯也因骄横跋扈和对员工残暴也是有名的。正如Walter Isaacson在他的自传《史蒂夫·乔布斯》中所说：“恶行并没有必要。这对他的阻碍多过帮助。”硅谷的多元化问题已经有案可查，如果它还想吸引更广泛的人才，那鼓励更多的支持性管理实践，并讲述更多的关于谁更重要的包容性故事，肯定是有帮助的。

类似围绕马斯克和乔布斯的英雄传说在其他方面也有损害。如果技术领袖首先被视为单个的、孤独的成就者，那他们就更容易取得不成比例的财富，也更难让他们的公司接受他们应该通过更高税率，或者仅仅是少避些税，来回馈一部分利润给NAS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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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技术英雄崇拜常常会扭曲我们对未来的愿景。马斯克说我们可以让人以760英里时速在所谓的“超环”里飚过加州，那政府为什么还要去做维修和扩大加州公共交通系统这种艰苦工作呢？用几十亿美元尝试殖民火星，真的是未来太空探索和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我们应该能够在确定长期的技术优先级时，不要给予几个科技名人的特定愿景过多权重。

与其把科技领袖放上神坛，我们应该考虑他们取得成功的时代背景，承认政府的角色不光是基本科学的支持者也是新企业的合作伙伴。否则，就太容易诋毁公共部门的投资，侵蚀对政府机构和培训计划的支持，并最终危及未来的创新。如Mazzucato所说：“恰恰是因为我们仰慕马斯克并认为他的贡献很重要，所以我们才需要清醒认识到他的成功实际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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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 Technology Review，由 王丢兜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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