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翼杀手》背后的科学与虚构
王丢兜 @ 2015.08.31 , 03:00 下午[-]
科学——亦或至少是它奇怪的交换排列——在电影中无处不在。任何时候在世界各地的银幕上，你们人类正在受到致命病毒威胁、被灵丹妙药从病入膏肓中治愈、被仿生肢体塑造成超人，或者被拥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所淘汰。
但是这些娱乐虚构背后的事实又是怎样？怎样最好地消除被电影大片传世不朽的神话和误解，同时使观众领悟生物技术的真正奇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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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澳大利亚医学研究学会来说，一个办法就是作为全国科学周的一部分，举行一次年度“电影中的科学”活动。每个活动包含电影放映和问答环节，由一个专家小组解答电影中的科学概念问题。
上周讨论的电影是《银翼杀手》，即使在上映30年后，仍被公认为是史上最好的科幻电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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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于2019年的洛杉矶，尖端的基因工程和仿生技术(至少在80年代被认为是尖端的)已经进步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叫做复制人的合成人形生物被生产出来。这些人形物由泰瑞公司合成，该公司的座右铭是“比人类更人类”。
电影探索了人类和复制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把开小差的复制人“退休”掉的需要，提出了关于人工生命以及我们把什么看作是伦理和人类的边界的问题。以这种方式，它提供了关于新兴生物技术及其广泛哲学影响的想法的完美的催化剂。
加入活动专家小组的有在仿生研究所研究仿生眼项目的David Nayagam博士，墨尔本大学的干细胞生物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Megan Munsie副教授，以及科普者Andi Horvath博士。
在孵化的第二天，任何发生逆转突变的细胞就引发逆转突变菌落……我们已经尝试过——甲基磺酸乙酯——作为烷化剂和强效诱变剂；它创造出一种如此致命的病毒，以致主体在手术台上就死了。
—《银翼杀手》中的艾尔顿·泰瑞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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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小组的任务之一是讨论电影的引用，例如上面引用的泰瑞公司邪恶头目的这段胡言乱语，就扭曲了科学的核心原则，以及科学家的作用和动机。
你认为我是一个复制人，不是吗？
— 瑞秋，《银翼杀手》
电影后的其它讨论集中在《银翼杀手》中描述的生物技术在即将到来的续集里会如何更新，不同类型的仿生眼如何工作，合成器管生产的最新进展，以及他们在个性化再生医学中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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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医学科学通常抱有的误解一直是一个焦点。虽然在实验室里生成新器管的技术也许指日可待，但目前，迷你器管(脑、肾、肠)是真货的一个迷人但简化的版本。
尽管对于医学研究和我们了解正常功能和疾病中所出现问题的探求，它的附加价值无法估量，但目前阶段它还不能用于解决器官短缺危机。“大脑移植”的想法仍然果断属于科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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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专家小组还包括执业视觉艺术家Peta Clancy博士，探讨了生物技术如何能被社会所感知。
悉尼圣文森特医院的移植外科医生Kumud Dhital博士，在2012年Clancy博士完成在医院心肺移植部门的住院时说道：
来自科学研究的知识是通过一个非常实证的过程，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生成的，它产生可验证和可复现的端点，我们认其为“真理”。而另一方面，艺术家们并不是如此严格地遵循“真理”的概念。他们有丰富的自由去探索更宽广的理论或哲学概念。这给了他们巨大的空间和影响来用我们通常不会考虑或没有时间反思的问题引起我们思考。
Clancy有与医学研究人员、外科医生、医生和病人合作的丰富历史。她的视频作品(与艺术家Helen Pynor合作)《身体是一个很大的地方》(2011)是在格里菲斯大学心脏基金会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咨询下创作的。
这个作品也在“电影中的科学”放映，其中一个心脏灌注系统用来在现场表演中复活一对新鲜猪心。该作品探讨器官移植和身体、生命和死亡之间模糊的哲学阈值，与《银翼杀手》中所提出的许多主题相呼应。
艺术家试图鼓励观众的移情反应，以及对他们自己身体的更深刻认识。
复制人和任何其他机器一样，不是有益的就是有害的。如果他们是有益的，那就不是我的问题。
— 瑞克·戴克，《银翼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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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不断挑战我们对什么是可能的理解。它有可能极大地造福社会，但也引发实质性的社会问题，需要承认和公开讨论。
许多在“电影中的科学”提出的问题围绕着如何调整我们定义生命的边界，以适应医疗技术的进步。它们也探讨了社会对于技术进步具有何种水平，以及应该行使何种水平的控制。
其他问题集中在克隆人或更换了仿生人体器官的人在哪种程度上可能不再为“人”，大型企业资助医学进步是否符合伦理，以及电影所表现的科学家创造出失控技术会如何影响公众接受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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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应该仅仅由科学家们来解决。
我们需要创造机会和独特的合作，鼓励超越大银幕上的虚构描写的更广泛的社区参与。然而正如“电影中的科学”所显示的，这当然是开始对话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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