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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和不运动是困扰着美国50%成年人的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2012年美国糖尿病的直接成本估计为1760亿美元。同时，医生们作为标准临床实践建议各种慢性疾病患者改变生活方式，却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长期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患者要么不知道如何进行被推荐的改变，要么觉得服从医生指示太难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卫生保健支出将变得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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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配给制

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预算挑战促使人们呼吁对肥胖者或不戒烟者进行医疗服务的“生活方式配给”。201年对英国医生的调查中， 54%认为该国的国家卫生服务有权拒绝吸烟者和肥胖者的非急诊治疗。

支持生活方式配给的医生认为这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因为肥胖会大大增加手术和其它治疗的风险。而反对选择性治疗的人也许会在肥胖方面上同意，但看不到在吸烟者上的相似之处。

一些医学伦理学家也试图把该论证分解为要求人们为问题发生之前的生活方式选择，还是在疾病被曝光以后做出的决定而负责。尽管要求人们为过去的行为承担责任有些不太合理，但在给他们展示疾病事实之后再拒绝改变生活方式就很难被原谅了。而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的选择将导致他们失去任何进一步的医疗机会，这一决定将会更加严峻。

随着医疗资源的日益稀缺，基于人们的最大需求和对病情的控制能力来配给治疗，也许会显得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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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公司的动机

健康保险公司在个人应该对生活方式选择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上具有既得利益。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健康保险公司不被允许对吸烟者或肥胖者收取更高的保费。

然而他们能做的是给客户提供折扣，条件是他们同意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佩戴Fitbit装置。一些美国公司正试图通过给他们的员工提供可穿戴跟踪设备来实行这种策略的弱化版本。塔吉特(Target)给33万5千名员工发放免费Fitbit设备，希望这会鼓励他们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虽然健康保险公司用低保费的积极外部诱因换取活动监测也许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让人们去自己激励自己却不大可能凑效。只靠一个设备是不足以带来任何长期行为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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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配给制会促使行为改变吗？

然而，失去治疗机会的威胁可能会是有效的，因为这种不利可能性可以充当某种形式的“破釜沉舟”：如果不实现承诺的目标，某种坏事就会发生，这已被证明能有效帮助做出承诺的人达成目标。

利用可穿戴设备的生活方式配给制只有在健康保险公司或政府介入时才会凑效。医生们既没有资格主导这种互动，也不能基于用这种方式获取的数据作出决定。

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变得更积极多动的过程，还是实际达成减重并改善基本生理指标，才是改进生活方式的目标。有可能病人真的在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却未遂了。

和吸烟一样，已经证明实现一系列措施来首先阻止人们养成一个恶习，要比事后试图应对其后果要容易得多。如果我们不想看到针对慢性疾病医疗的生活方式配给制，那么对吸烟所采取的相同措施也必须用在恶劣生活方式的驱动者身上，这说的就是垃圾食品和酒精，以及它们是如何向公众特别是年轻人进行推销的。

本文译自 TheConversation，由 王丢兜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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