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ANDREAS

我的母亲讨厌母亲节。50年代的她还是堪萨斯的一位门诺派家庭主妇，在60年代却成为了致力于罢黜父权和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她将母亲节视为贺卡公司和鲜花产业的共同阴谋，但接到我的电话，却总是很开心。

我们俩的故事剪不断，理还乱。她在1972年离开了我的父亲，带着我奔赴南美洲的革命。数年之后，我们重回美国故土；但随之而来的一场法庭诉讼中，父亲赢得了我的监护权。不过母亲并未认输，反而挟我潜逃，二人再次跨过边境。你大概都能想象，经历此间种种的我会有怎样复杂的感受；即便我成年之后，我们俩也总是避免谈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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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母亲与2004年逝世之后，我读到她的日记才发现，真正能使她开心的不过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愿望——倘若我能告诉她她是多么优秀的一位母亲，告诉她我总算是理解了她的良苦用心，那该有多好！

从5岁起到11岁这之间的岁月里，我随着她四处游历，从底特律到伯克利的公社，从智利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场到秘鲁沿海的破败小镇。逃离了婚姻、政变和一纸逮捕令，母亲加入了街头抗议和示威阵线，发出激情澎湃的檄文，反抗对穷人和弱者的压迫。有我陪伴左右，我们一起同一切反动“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性别歧视和消费主义——进行斗争，争取共产主义、女性权利和平权思想等进步思想。彼时我们秘密潜回美国，匿居丹佛，母亲甚至更名改姓，以免被父亲发现。

自始至终，母亲都在告诉我，能够亲历她口中的“真实世界”，乃是我一生之幸。我尽了最大努力来相信她。感到自己成为某个重大使命的一部分，确实令我颇为欣喜，但各中真意，我朦朦胧胧，难以体味。与此同时，我又甚为渴望能安定下来。

到头来，我的母亲终于绝望了，我终究没能如她所愿，成为一名激进分子。在我离家10年以后，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他不是一个革命者。我只得面对心中苦闷。”日记中还写到，她夜夜辗转难眠，只因“Peter背叛了阶级斗争”。

她在日记中的观点很明确，她认为做一个好母亲和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完全是一回事，这两个角色完全不冲突，谁要是不认同，说明他们还没想明白这个道理。每当有她的朋友或家人表示我还是跟父亲一起生活比较好——这样她也能轻松点——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她写道：“好像把我的孩子交给革命之敌才能‘解放’我、才能让我专心革命一样！我献身的革命事业可不是这样的。”

她认为，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受到家庭琐事和物质化的茶米油盐的限制，而拒绝这种形象本身就证明了她是一位好母亲。话虽如此，当7岁的我躺在厄瓜多尔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拉肚子拉到昏天黑地的时候，她在日记中承认，尽管有些话她可能永远也没法说出口，但她确实“因为把儿子暴露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中而感到有些内疚”。不过她继续写道：“如果他能恢复健康，早晚他会为他获得的体悟而满足的。毕竟我们可是生活在南美洲最大的贫民窟里。”

读了她的日记以后我才知道，她曾经那么担心其他人尤其是我会说她是一个糟糕的母亲。她写道，当我不给她打电话时候，她感到自己应当请求我的原谅。

我真希望我还能告诉她我现在的感受。有的时候，她确实是个糟糕的母亲。没有哪个孩子应当感到，为了确保母亲的爱，而有必要听凭自己被她拐走。没有哪个孩子应当将上膛的手枪当作玩具，以便“为革命做好准备”。我绝不会像这样抚育自己的女儿。

然而，给我一千个所谓“正常”的童年，我也不会放弃我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我母亲抚养我的方式深深植根于她变革社会的坚定承诺。尽管按世俗的标准来说，她有时显得不负责任、不计后果，但我无时无刻不曾感到她的爱与关怀。

她曾告诉我我是多么幸运。她到底还是说对了。一度以来我都在感谢上苍，没有让我的生活完全脱离正轨，但现在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了。没有她，我会生活在一个更加封闭和隔绝的环境中，难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难以被这世界上巨大的不平等所触动。我的母亲对政治的满腔热情，也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如此深重烙印——我最终成为了一名政治学教授。尽管我们的政见存在巨大的分歧，她那义愤填膺的理想主义和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的献身精神依然充满了感染力。这种力量造就了今天的我。

我真希望我还能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这些话。

Peter Andreas是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的一名教授，也是《反叛的母亲：我那追寻革命的童年》一书的作者。

本文译自 nytimes，由 dubulidudu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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