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们当成研究对象，却不能让他们知道？这听起来很难。上世纪30年代，两名研究者Mary Henle和Miriam B. Hubbell就遇到了这个难题。

当时她们的心理学毕业论文主题与成年人谈话时的自我中心表现有关，但她们还需要研究儿童是否随着年龄增长，自我中心的表现会减少。她们的主要调查对象是大学生，为了不影响研究对象的谈话内容，研究者需要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将他们的对话记录下来。为此她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论文中提到，为了不让自己被发觉，“她们会在学生们举行茶话会的时候藏在房间里的床下边，窃听学生宿舍吸烟室和洗手间里的谈话，甚至还偷听他们打电话。”

她们的研究地点不只是学校，还有医院候诊室、酒店大厅、剧院和餐馆，甚至是有轨电车。她们俩会从大街上或百货商场里跟着毫不起疑的目标回家，然后草草记下目标的谈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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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心理学家Ali Mattu博士称，心理科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实验。实验法能够很好地阐明事物的因果关系，但是研究者对一个实验所施加的控制因素越多，实验条件与真实生活就离得越远。

Henle和Hubbell所采取的观察法就能很好地排除这种不利影响，当然，这种方法也有自己的缺点。Henle和Hubbell不想让研究对象知道自己正在被研究，因为这会改变他们的行为。

如果知道自己正被观察着，人们就会有所反应。他们可能会做出自己认为实验者想要的事情，或者按大众所期待的套路来。当然了，他们也可能会做出相反的举动，因为知道这只不过是虚拟实验。

当时的研究者并没有“知会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概念。这是在二战之后出现的词，指的是研究者必须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研究，要告知他们实验相关的所有利与弊，并且不能在对方没有完全同意对其进行任何研究；另外，如果他们想要退出研究，也随时可以。也就是说，今天的研究者想要躲在床底下进行秘密观察，是绝对不行的。

不过，只要他们不披露研究对象的任何详细信息，就可以这么做。而这种观察的结果通过是以总数的形式呈现的。举个栗子，想要研究公众行为的科学家在公共场所进行观察自后，可以在论文中提到人们互帮互助的总次数，只要不提到个体的细节就行了。

虽然Henle和Hubbell的研究方式显得很暧昧，但她们在观察后发现，人们即使在成年之后，自我中心的倾向也不会减轻。

本文译自 howstuffworks，由 蛋奶 编辑发布。
原作者：BRYAN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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