啰嗦：人名不翻，有汉名的会备注。我一直觉得音译名字没什么意义，翻了就认识喔？“Spanish doctors”都有西班牙内战背景，支援中国的医生不止他们，这里不涉及。

本文作者是西班牙一位助理教授Dr. Carles Braso Broggi。抗日战争期间，有一群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的各国名医先后来到中国，在前线救死扶伤，推动医护发展，当时中国人统称他们为“西班牙大夫”。其中最著名，或者说唯一广为人知的便是来自加拿大的Norman Bethune，白求恩。

我们来把老照片擦擦。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各国医疗领域的志愿者组团进入西班牙，跟当地医生一同工作。战争的高压和物资短缺，迫使这团队琢磨出了一系列前线医疗技术。两年后共和派战败，志愿者陆续撤出西班牙，这里面有一小群医生却没有回家，而是辗转去了中国。

统共二十来人，每一个都是带着前线实战经验的医科大佬。这批基本不是西班牙人的“西班牙大夫”，除了言传身教传递医理医术、在阵前和后方救护战士和平民外，还为当时的中国军队导入了抢救工具包、血库和急救载具(手术用“救护车”)等先进概念。

这批洋大夫可以分成两组。

第一组是4名非欧洲人，各自取道进入中国红区，Norman Bethune(白求恩), Menhanlal Atal, Tio Oen Bik (毕道文) and Leo Eloesser。

第二组来自东欧和中欧国家，在蓝区工作，共19人：Herbert Baer, Rolf Becker, Karl Coutelle, Samuel Moses Flato, Walter Freudman, David Iancu, Fritz Jensen, Wolf Jungermann, Leo Kamieniecki, Ianto Kaneti, Heinrich Kent, Frederick Kisch, Frantisek Kriegel, Iacob Kranzdorf, Gyorgyi Schon(后改名为George Somogyi), Victor Taubenfligel, Alexander Volokhine, Edith Markus and Miriam Kamieniecka。关于他们的事迹，目前研究只算粗略。

来华
白求恩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西班牙大夫”。38年1月他从香港出发去汉口，正值南京城陷，汉口居民开始疏散。当时红蓝势力之间还可通行，所以他一路往北，直到抵达延安，在四月份见到了毛泽东。他参观了一下当时红区的前线医院，发现医疗状况比西班牙的严峻得多。

其他西班牙大夫进入红区的时间各个不同：印度医生Menhanlal Atal，39年；印尼华侨Tio Oen Bik(毕道文)，40年；美国外科医生Leo Eloesser，46年。他们都支援过西班牙内战。

战后，联合国为了扶助中国恢复，开始四处寻觅资深专家来中国卫生部门参与工作，找到了Leo Eloesser，最晚来中国的西班牙大夫，决定加入这任务的时候64岁。据记录，46年3月他访问了红区，其后又参观了张家口的白求恩医学院。

回头看另一边，也是39年。当时来自东、中欧的医疗志愿者滞留在法国难民营，没有回国渠道。1月份，ICO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organization从中选了17位志愿者支援中国。以上文名单里的Becker, Jensen 和 Kisch三位为首，十七人在五月动身九月抵香港，受宋庆龄接待。随后，中国红十字会负责薪水，一行人前往贵州省图云关，由林可胜Robert Kho-Seng Lim指派救助工作。(译者没理解错的话，蓝区医生缺两人来历未提)

部分事迹
36年夏季西班牙各地承受了大量空袭，无数伤者需要输血。也是这一年，在加泰罗尼亚医生Frederic Duran Jordà主持下，历史上第一个有完整血型分类，且保存和运输制度皆标准化的血站在巴塞罗那建立，不久就满负荷运作。白求恩在同年十一月跟Jordà见了一面，然后以同样规制在马德里建立医护血站，被称为加拿大输血中心。后来，他带着这理念进入中国。

另一项洋大夫们引入的机制，是按伤分流，同时手术场地也按需分散。这是前线流动手术组的经验所得，最大化利用每一点滴的时间和资源来挽回人命，具体点说：先是一位医生到位、验伤，确认伤势缓急后再搬运去不同的前线救护场地，那些零散场地从空中看并不好认，都是由轻便手术担架和小车在几公里后方组成。

说起来不复杂，但腹部创伤原本接近百分百的死亡率，靠这机制压缩到了五成。这些医生的工作地点并不是实验室和大医院，他们跟士兵、本地医护和平民都有直接交流，始终在各地普及卫生和急救知识。

“西班牙大夫”的活跃地区包括当时的：湖北，湖南，江西，广西，贵阳，云南和四川。他们不但将西班牙战场上得来的经验投入应用，还根据中国的风土情况作了各种改进应变，比如竹夹板和大浴桶，后者用来连人带衣服消毒，那时候感染也是个大麻烦，致死率很高。另外，他们还参加了课程编写，培训本地医护人员。

战后，大部分西班牙大夫各自回国，少数几位在中国多留了几年。

这批人习以为常的场面一般人大概承受不住。他们常年在战争环境和条件下动手术，磨练出了锋利的技巧和应变能力。他们跟当地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奔波救命，也把各种经验和手段传递给了周围的人们。这帮大夫对日后中国医疗技术的发展有什么贡献，现在已很难厘定，但他们无疑降低了战时死亡率，那些幸存者的后代里，或许还有一两人会是这篇文章的读者吧？

一点余话。
西班牙大夫的事如果多国合作做成剧估计好看，但我想不会有这种作品，也不会有多少后续研究，知情者和线索只会继续渐渐变少。早上看祝佳音回忆自己小时在哈尔滨那些地道里探险，发现有的同城年轻人已经完全不晓得——往事涟漪明灭，旧久反变新鲜，很正常了。

我猜想来华的各位大夫也不在乎自己会不会被后世遗忘，要谋名利前途，怕是有比二战中国更好的去处。只是总觉着有点可惜，框里本该是幅群像。

原文：《The ‘Spanish Doctors’ in China》，by Carles Braso Broggi；行文上有改动，本译文只作介绍用，并非正规翻译，内容请以原文为准
本文译自 chinaww2，由 梁兵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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