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涉及的名字均为化名)

“Daisuke Yoshida”睡在自己的车里。“Masao Hishida”睡在公园里。两位男士虽然没有染病，却都是新冠大流行的受害人。《Spa！》周刊描绘他们和其他人让“新冠流浪汉”的队伍更加壮大。

38岁的Yoshida和妻子在东海地区拥有一家游客旅馆。因疫情关系旅游业受到重创。Yoshida这个春天的收入比去年少了8成。5月份他们只接待了一个家庭。很容易就能猜到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了。

随着逼近破产，这对儿此前相当和谐的夫妻也变得言辞激烈起来。紧张气氛将每件鸡毛蒜皮的小分歧聚集成了一场危机。最终，Yoshida尽自己最大努力摆平了财务问题，只剩下了无力偿还的资产负债。他妻子带着5岁的女儿搬回了娘家。而Yoshida则搬到了自己的车里。

偶尔的零工能让他赚到吃饭钱。之后他会寻找一个空闲的停车场，把车停进去，晚上就在车里睡觉。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他的感受——大概是苦闷吧。Spa！说，即便这个浮动人口的数字有多庞大似乎逃过了数据统计，但肯定远不止他一个。

53岁的Hishida在30年前还是个大学生。由于无力支付学费，他只能辍学，深陷于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时期的“就业冰河期”。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兼职工作。然后似乎接了个破天荒的全职工作。可以住宿舍。终于，他似乎找到了立足点。漂泊的他有了落脚之地。

情况没有好起来，正如发生的那样。事实证明他的雇主是一个“黑心企业”。员工加班、低薪还被霸凌。Hishida说，还有一个员工因此自杀。

忍无可忍的他最终辞了职。那时他已经年过30。然后他在一家漫画咖啡连锁店找到了工作，并升职到了区域经理。“经理”是个美好的头衔，一些雇主乐善好施的授予“经理”的头衔，因为这个头衔可以让雇主们要求“超时服务”——一种无薪加班的委婉说法。加班工作击垮了他的身体。再一次，他发现自己不仅没了工作，还没了住处。

他在国内漂泊，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在福岛，他清理过核泄漏的放射物。在北海道，他给扇贝去过壳。在广岛，他加入了一个工人外派公司，哪里需要他就去哪里。回到东京，他在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在这里，他还是住在宿舍里，庆贺着自己的好运气。

新冠病毒为其画上了句号。工厂裁了他，告诉他说等一切恢复正常了就会联系他。

那是5个月之前了。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家NPO的资助。但在8月初暑热最盛的时候，这个协议也终止了，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他大多睡在公园里。他很清楚自己很久没洗澡的身子肯定很臭，也见到孩子们躲着他。为了照顾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他会换着公园住。当Spa！采访他的时候，他的兜里只有2000日元。

他说自己主要靠水活着。或许工厂会联系他。他寄予希望，但也抱有怀疑。还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短期内一切能够重归正轨。

本文译自 JapanToday，由 Diehard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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