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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死亡”一直就是人们谈话的禁忌，但近年来它的讨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中，不论是死人还是在公共场合，一个显著的例子，2004年在瑞士首次出现的死亡咖啡店(death cafe)近十多年已经开到了世界各地，让人们能够在轻松地环境中吃着蛋糕喝着咖啡大胆谈论自己对死亡的看法和恐惧。

人们不情愿讨论死亡的原因通常会被认为是恐惧心理，因此大家习惯抑制住关于死亡的思考，但我们真的那么害怕死亡吗？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对死亡的焦虑多少算是正常，我们又该如何表达？

根据一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更多源于“失去身边所爱的人”而非自身的消亡，也有研究表明死亡例最令人害怕的部分是死前的疼痛与孤独感而不是生命消失的一刻。通常在人们被问起是否怕死时，大多数人会否认，并表示对死亡的焦虑很轻微，少数人有很高的焦虑感，这些人被认为有心理疾病(“死亡恐惧症”，thanatophobic)并且会被推荐去寻求心理医生的专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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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问卷调查并不能完全展现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他们内心对恐惧的抑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再次假设的基础上，社会心理学家花了30年时间研究社会心理因素对人们接受自己必死命运的影响。在多于200例试验中，参与者被指示想象自己死亡的情形。

此类试验的首例实施在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身上，研究者让法官将自己放在一个假想场景中，即“为一名□□设置保释金额”，其中事先就被要求思考自己死亡命运的法官给出了更高的金额：455美元，而另一组的金额是50美元。这次试验后，全球多国的类似实验证明对死亡的恐惧对人们的死亡方式产生的影响是深远且普遍的。

除了增强人们的惩罚性，让人产生一种“见不得别人活得好”的心理以外，思考死亡还能让我们更具民族主义倾向。详细地说，它让我们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年龄的人群更容易产生偏见，从而产生各种狭隘的态度。综合该类型的几十个实验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当人在被提醒自己终将面临死亡时，它加强了我们对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并且排斥和伤害那些自己群体以外的人。

同样，关于死亡的思考也以有趣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政治与宗教信仰，这种影响就是“极化”：自由派人士更加自由，保守派则更加保守；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加笃定虔诚，无神论者则以更极端的态度否定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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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还告诉我们关于死亡的思考会引诱人们更容易相信宗教中的内容，这种影响很微妙，人们甚至不会察觉。此外，当死亡的暗示足够强烈并且人们忽视自己之前一贯的政治主张时，不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更加倾向于为保守的观念和候选人背书。有人认为这一点能够解释为什么 9/11 之后美国政坛右翼思想变得更强大。

为什么死亡能让人们变得更具惩罚性，更加保守和迷信呢？一些理论认为，死亡的威胁会强迫人们去寻求“永生”。很多宗教经文中都明确提到永生，这一点无需赘述；类似于政府和民族族群这样的世俗机构则能带给人们象征意义上的永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是定义我们身份的重要组成，它们体现在我身上，但也体现在我们的后代身上。保卫自己的文化与道德准则能够增强我们的归属感，但同时也增加人们的排外性，例如前文中的□□之于法官。

其他研究者得出的观点与上面的结论一脉相承，他们认为人们对死亡的意识会增强他们对名利和生育后代的欲望，而这两点都可以纳入到社会中的“象征性永生”。很简单，人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时，希望通过建立伟业和 DNA 避免自己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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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起时，我们否认自己恐惧死亡，有时也对自己撒谎。但自省与自我抑制的作用毕竟有限。人类在预测自己未来的感受和行为上从来就不准确，我们对自己为什么持某种看法都不清楚，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一套行为模式。不论是否意识到死亡对我们和社会思维的影响，公开谈论死亡都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那为什么还要让死亡卸下神秘面纱，努力解除它的禁忌与庄严呢？很难说。增加“死亡”这个概念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曝光率万一让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更加排外更具惩罚性可不是什么好事——但如果说这些消极的影响是因为人们从来就不习惯于谈论死亡呢？

在暴露疗法(一种认知疗法)中，让病人小心地暴露自己恐惧和焦虑的源头——或许是一个物体，一只动物或者一段回忆——这都能减轻他们的焦虑恐惧程度。相同的理论，或许公开谈论死亡能降低人们对它的陌生和恐惧，让我们能更加从容面对这既定的命运。

[keep_beating via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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