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ol Vachon

我的父母结婚66年。在我的母亲死后的几天里，我们要给她准备葬礼弥撒并将她埋葬。在葬礼弥撒之前，我们首先得在殡仪馆与其他的家人会和。可当我的父亲醒来时，他不知道我的母亲在哪里。我们到殡仪馆的时间晚了一刻钟，因为我需要再三对我的父亲解释我的母亲已经去世这件事。多年来，我的父亲醒来就能看到母亲，因此他永远没有办法适应母亲的离世。(我的父亲在母亲去世后三个月也去世了。原来在我的母亲身边醒来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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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以为我的父亲会首先因为心脏衰竭离世，而我母亲的脑瘤会慢慢生长，因此她会是幸存者。我的母亲插着氧气管和胃食管，她热爱生命的每一分钟，会是一个比我的父亲好得多的幸存者。没有母亲，父亲看不到活着的目的。在父亲的弥留之际，我们给他吃了很多热狗，尽量地让家人多聚集在一起，让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值得纪念。

Tennille Krauzt

不说谎，当我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翻了翻日历。我要给诸位陌生人讲的故事，距离今天已经整整十一年。

我16岁那年练车的时候，母亲坐在车上陪着我。在那次练车之前，我已经开过很多次车……不管怎样，当时我正开车沿着回家的路走，当时限速50公里，而我没有超速。开到距离我们家两个街区的十字路口时，一辆迷你巴士闯了红灯，撞上了我们的车。

不知怎的，我的母亲在那辆车撞上我们之前的0.02秒，将我推到椅子上，紧紧贴着椅背。我们被撞了出去，之后撞上了另外两辆位于红绿灯处的汽车。

我昏厥了一段时间，再次醒来时，看到了医院的白墙。我就像一个疯子那般惊慌失措，使得我的心率急速上升，来自肋骨的疼痛告诉我这里骨折了。玻璃给我的面部下方留下了一道很长的伤口，此外我的脸上还有一些擦伤和撞伤。医生给我注射了吗啡和镇定剂。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受的伤不只是肋骨骨折。我冷静下来后，发现我的腰部以下没有任何感觉。我不蠢，我知道当我没有办法移动脚趾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那一刻，床头的病例证实了我部分瘫痪的事实。而我最先为之哭泣的人是我的母亲。

我曾想她是否安好，是不是已经回家。我想证实一下，于是我按下了呼叫按钮喊来了护士。她带着医生过来了。他想和我聊一聊我那骨折的背部，以及我的椎间盘轻微断开了。

当然，听到医生的话我心里还是很慌张，我想让我的母亲或者父亲或者我的哪个哥哥过来陪着我。这时那位小护士抓着我的手，医生告诉了我一些细节。

由于母亲想要保护我，因此她遭受了主要的冲击。她的脸几乎难以辨别，她的脖子折断了，她的胸膛破碎了。他们说当那个人的车撞上我们的一瞬间，母亲就死去了，因此她没有遭受太多折磨。

从那以后，几乎每天我都会想一想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可能闯红灯的那个人原本要撞上我，而我永远为她的死责备自己。通常我总是会走不同的路回家。我本应该忽视她的冰坚持己见，但母亲总是能够证明她是对的，证明她选择的路更快。

我没有告诉太多人关于我自责或者醒来由于太担心而没有立即想到母亲的事。当然说不说也没什么要紧的了，因为她已经去世，我只是想想罢了。

当我坐着轮椅出院的时候，我曾想过我不能走路就是惩罚，是我应得的。我感觉很恐惧，因为我的父亲原本想要为他的妻子悲伤，但相反他忙着帮我而没能有太多时间缅怀。

一开始我做什么都很困难，我也是在那时候对吗啡上瘾。我注射吗啡的次数太过频繁，而为了缓解疼痛医生也在不停地给我开药。可怜的父亲实在太沮丧，他比往常更加沉默。

一年后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搬出了父亲的家，到另外一个州上大学。我使用吗啡的次数太频繁以至于它对我已经没有什么作用。我没有停下来。

在去悉尼深造之前，我在堪培拉念了四年大学。有人看我瘦得太厉害(对于在轮椅上没有锻炼的人而言这不合常理)，说服我慢慢戒掉了吗啡。

我完全戒掉了它们。这距离现在已经有七年时间。当我在医院做复健的时候，开始重新复健背部和腿部。

我可以再次走路了，腿上大部分区域都有感觉。除了右脚与脚踝没有感觉外，其它地方都很好。

虽然医生说我再也不能走路了，但我还是做到了。

当然，我依旧有时候没有办法站起来或者早晨无法起床，每到这时候我会用支架支撑着自己。四年了，每当不痛的时候我可以走一走，如果痛得厉害，我就会停下来。

一部分我依旧认为轮椅是我应得的待遇，但另外一部分我知道母亲永远都不想这样，我能走路她会很高兴。

好了，我已经占了你太多时间。

本文译自 Quora，由 肌肉桃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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