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i Koizumi”(化名)曾经过的挺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人生逐渐走上正轨。

今年3月的时候，她收到了公司发来的邮件。公司暂时要关闭。不过她无须担心，因为收到了一些补偿金，一旦COVID-19疫情缓解了，公司就又会开张营业。

23岁的Koizumi心说挺好。她正好可以放松一下，或者去上一两门课，考几个资格证，然后弥补一下浪费的时间。

5月份的时候她又收到一封邮件。疫情看不到头儿，她被辞退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她告诉Spa！说，“现在可咋整？我的第一反应是：‘用邮件炒人鱿鱼也太容易了’。”

Spa！发现，COVID-19造成的经济崩溃对女性的影响最大。内阁府4月份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兼职工作者相较去年同期减少了97万人。失业的人里70%为女性。而且和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受冲击最严重的的行业是服务业，而女性是这个行业的主力军。

Koizumi和妹妹一起生活在东京，她还要支付妹妹的大学学费。她们的母亲独自一人生活在乡下。母亲还不知道她失业的事儿，姐妹俩也不敢提。

Koizumi忙碌了起来。她需要钱，一份工作——什么工作都行。她投简历投了100多家公司。简历石沉大海以后，她又开始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她在女仆咖啡厅当过服务员，在搬家公司当过搬运工，在办公室里当过职员。艰辛的工作，漫长的工时，低廉的报酬。

现在她的处境舒服了许多，她在一家“女子酒吧”里打工。收入不差，每小时1300日元再加上每天有1万至1.5万日元的奖金。但还是很艰难。她要从晚上6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由于戴口罩会影响她和客人的交流，因此工作的时候不能戴口罩，还要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她的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担忧。当疫情彻底结束的时候，她还有机会重回主流经济行业吗？她现在工作养成的习惯可能很难改，而且还有一大批因新冠失业的人涌入人才市场。她明白，僧多粥少。

现年31岁的“Ayumi Sekiguchi”是名发型师。她在爱知县的一个大型连锁美发店里工作。早上12点开始工作，晚上8点才下班。大多数时候她都是一人在店里。“我什么活儿都得做，”她说——美发、内务、打扫、消毒。每个月她能休息5天。每个月到手的工资有20万日元——曾经是，后来她的雇主开始每个月扣减1万日元作为未明确的“新冠病毒开支”。

她说自己的雇主是“黑心公司”，但是因为无处可去也不敢辞职。“起码比失业强，”她说。早在疫情之前，日本的“低收入”下层阶级就在增长，而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不安——害怕只是做自己的工作就会丢掉性命。Sekiguchi听说，有一个京都的美发师就死于新冠肺炎。下一个可能就是她。而且，她活的并不健康。她的房子很脏，她也没有好好吃饭。她的工作让她没精力去顾这些。她因为身体不适请了5天病假。被扣的钱让她那个月几乎是入不敷出。

Spa！说，另外一组新冠病毒的受害者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女孩们。近期她们的人数又有增加。随着人们居家的时间久了，家庭暴力案件也在增多。这不是逼走女孩们的唯一原因，但却是一个主要原因。网咖或是酒馆曾经是这些女孩的庇护所，但现在大多数都已经关门歇业了，这使她们暴露在了各种各样“捕食者”的面前——性骚扰者、皮条客、敲诈犯等等。清单很长。而且看起来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大流行，很可能在好转之前就又会加重。

本文译自 JapanToday，由 Diehard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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