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日本是一片希望破灭的废墟。在尤为适应那个时期的体制的塑造和指引下，它靠着不屈不挠的意志从灰烬中崛起。关键在于日本人由来已久的忠诚美德。员工忠于他们的公司，反过来公司也会忠于员工。员工用超长的工作时间换取各项保障：终身雇佣、稳定的升职以及上涨的薪水。日本在20年内成为了经济强国，40年内变成了超级强国，50年后却深陷困境。

“泡沫破灭了，”据说经济停滞不前一直困扰着90年代的日本，一直持续到了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新时代，新技术，新态度，这些使得战后的体制跟不上趟，最终惨遭淘汰。终身雇佣成为了一个负担不起的奢侈。没有贡献的员工被“改组”——裁了员。升职加薪取决于价值，而不再是资历。整整一个“失落的一代”饱受煎熬，直至今日还在承受普遍停止招聘的后果：年轻的应聘者吃了闭门羹，迫使许多人终身从事缺乏安全感、收入低、没有未来的临时工作。

2010年开始出现了局部复苏。最糟糕的日子似乎已经结束。社会仍不稳定，日本3分之1的劳动力仍是临时工；但又有希望了，一切似乎都开始好转了。

然后正如人们所知的那样，COVID-19疫情来了。经济遭到的打击和这病毒一样致命。2021年，日本内阁府报告称在2月份有36万人失业。没有理由假设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Spa！》杂志说，可能还没结束。

在疫情爆发的数年前，各个公司就已经开始游说应聘者接受仓促草拟的自愿退休计划。全球化，更激烈的竞争，新技术，尤其是AI技术，这些都突出了速度、创新、年轻血液和适应能力的重要性，使得古老忠诚体制的残存势力成为累赘。口号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刻薄。病毒加剧了危机。《Spa！》说，在过去的2年内，征求提前退休意见的公司数量超过了80家，同意的劳动者超1.5万人。

我们来看看一些个例。人名都是化名。

Ryu Imabashi今年50多岁，在一家业内领先的服装制造商里工作。不景气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期开始的。年销售额从15万亿日元对半跌到了7.5万亿。疫情前已经有过两波改组了。Imabashi告诉《Spa！》说，“自愿退休”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没的选。Imabashi是领导层，协助安装运营机器。现在他担心自己会成为目标。

正如他解释的，流程是挨个向员工打探口风。他们怎么看到事物的发展方式？假如回答是积极的，该员工也不再“朽木”名单上，谈话就不会往下进行了。另一种情况，公司就会说：“我们不能保证你未来的职位。你考虑不考虑提前退休呢？”潜台词就是这已经是公司最慷慨的选择了。你要是拒绝就后果自负吧。

目前Imabashi还没有被直接约谈过，但他懂得如何观察蛛丝马迹。最多的时候他一年能赚700万日元；最少的时候也有500万日元；最近的工资又开始涨了。他应该留下吗?“在我这个岁数，”他说，“要想找个满意的工作太难啦。”对外部自由职业的内部规定的宽松使得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自由撰稿人。也就是赚点零花钱；但他老婆也有工作，而且还有存款。不过，“我看到有大学同学转行到IT后干得风生水起的，我不得不承认感到自惭形秽。”就目前来说，“我会坚持下去，”他说。但能坚持多久呢？

32岁的Kyoji Kuriyama是一家食品生产商的合同工。他的劳动合同一年一续。永远不知道今年的合同会不会是最后一年。这是非全职雇员必须要学会承受的东西，也是“失落的一代”元年以及之后的固有形式。但Kuriyama还是很开心。他非常享受工作，而且也很擅长。他销售的是蛋白质产品，顾客群体是高中和大学生。他游走在各个学校的体育队间，开展讲座，与未来的运动员们建立友谊。

因为工作上的调动，他离开东京来到了九州的宫崎市，他的任务是在这里开拓新的市场。要是没有新冠疫情的话，估计也能挺顺利的。但突然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成了不可能，业务“远程”化了。这方面他也能够适应，但是“乡村体育老师都头脑冷静的出奇，”他说。远程联系会让人生疑，在他们看来，这有点像是电信诈骗。他的销售业绩猛然下跌，劳动合同也就没能续签。

他也反映说，很多人和他的命运相同。“或许我能把这转变成一个新机遇呢？”他有一个副业：画插画。这是一个能够成为职业的爱好。他下定决心要努把力。同时，他的老婆也有工作，所以还不至于饿死。

艰难时期会带来绝望——或者希望。这都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如果年轻、强壮和能力都是你的盟友的话。

本文译自 JapanToday，由 Diehard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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