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23日，Jan-Erik Olsson大步走进斯德哥尔摩银行，挥舞着手里的冲锋枪，用英语大声喊道：“都给我趴在地板上！狂欢开始啦！”此时的他已经磕high了，情绪焦虑不安。

就此拉开了一场持续6天的人质闹剧，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一术语也应运而生。现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概念，即被绑架者对绑匪产生了情感纽带。

外号“Janne”的Olsson劫持了4名银行员工作为人质，其中3名是女性。

警方和媒体很快就聚集在银行门前的广场上，周围的建筑物上也都安排了狙击手等待指令，枪口齐刷刷的对准了银行。

Olsson把两名人质当做肉盾，威胁要杀了他们。

“后来，我经常想起当时自己所处的荒唐境地。”事发时只有23岁的人质Kristin Enmark在她书中回忆道，“我有了斯德哥尔摩症。”

“我被困在双方的死亡威胁之间恐惧不已，一方是警察，另一方是劫匪。”

Olsson提出了几个要求，索要300万克朗(在当时差不多有70万美金)，还要求警方把当时国内最臭名昭著的银行抢劫犯Clark Olofsson从牢房里带到银行。

为了确保人质安全，瑞典政府答应了。

这场银行对峙侧成了瑞典电视上首次被直播的重大新闻事件，全国上下都为之着迷。

“Clark Olofsson抵达银行之后，就彻底控制了局面，之后与警方对话的都是他。”当时负责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摄影师Bertil Ericsson回忆道，“他特别有领袖气质，沟通起来非常有水平。”

Olsson在Olofsson到了之后就冷静了下来。很快，Kristin Enmark就把Olofsson当成了救星。

“他向我保证，不会让我有事儿的，我决定相信他。”她写道，“我才23岁，还不想死。”

在被劫持期间，她用电话和警方沟通了数次，而她为绑匪辩护的言辞震惊了全世界。

在一通电话中，她对时任首相Olof Plame说：“我一点都不害怕Clark和另外一个人。我怕的是警察。你能明白吗？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俩。”

她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们现在还挺开心的。”还说她们在“讲故事”还有“下跳棋”。

“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我担心警方会对我们有所动作，突然冲进银行什么的。”

这场危机在第6天画上了句点，警方向银行内部投掷了催泪瓦斯，迫使Olsson和Olofsson投降，并解救了4名人质。

心理学家Nils Bejerot是谈判小队的一员。

他负责分析劫匪和人质的行为，最终他创造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一术语。

在当时，人们认为女人质的行为就像是着了魔，跟被洗脑了一样。

心理学家后来也驳斥了这一观点。

斯德哥尔摩症“并非一种精神病诊断。”卡洛琳斯卡研究院的心理学家Christoffer Rahm在他的科普文章《斯德哥尔摩症：精神病诊断还是都市传说？》中写道。

他对AFP说，而这一术语是用来形容“一种帮助受害者应对创伤情形的防御机制”。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两性研究教授Cecilia Ase说，Enmark以及这场闹剧期间其他女性的言论都被有关当局从“性特征的角度”进行理解，就好像她们是中了一个综合征的魔咒，丧失掉了全部的判断能力。

Enmark和Olofsson有一腿的谣言也添油加醋，为这一观点推波助澜。

虽然二人在几年后确实有过一段感情，但没有证据能表明他们俩在银行对峙期间有情感关系。

“我不爱他，也对他的身体没兴趣。他只不过是我活下去的一个机会，而且能保护我不被Janne伤害。”Enmark写道。

Ase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被构建的概念”，用来解释人质在有关当局和国家没尽到保护义务时的行为。

她跟AFP说，斯德哥尔摩银行的人质的行为其实“极为理智”。

“他们给记者打电话，和(警方还有政客)斗争，好让罪犯把自己带出银行。”

“我们对人质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威胁。”警司Eric Ronnegard在多年后的一本书中承认道，“这么多的警察包围了银行，存在劫匪撕票的风险。”

成功解救之后，人质拒绝提供不利于劫匪的证词，也反映出他们对警方的不满。

Rahm说，大多数人都能从心理学角度认同这一概念，并指出与构成威胁的一方建立情感纽带也常见于虐待关系中。

他说，理解受害人的心理反应有助于帮他们抚平内疚感。

https://japantoday.com/category/features/opinions/50-years-on-the-enduring-myth-of-stockholm-syndro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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