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老年人即使是低风险饮酒，也会增加死亡率，尤其是在存在健康或社会经济风险因素的情况下。

饮酒是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约占全球疾病负担的5.1%和所有死亡的5.3%，并导致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因此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此外，适量饮酒，尤其是对心血管疾病(CVD)死亡率的假定益处，正在因选择偏差、反向因果关系以及残余混杂因素而受到质疑，从而支持了“最安全的饮酒量是完全不饮酒或少饮酒更好”的健康信息。选择偏差常常被忽视，但它可能导致系统性低估与酒精相关的负担。所谓“戒酒者偏差”就是一种情况，其中轻度饮酒者与戒酒者相比，表面上看起来死亡率较低，但这可能是因为戒酒者中包括因健康不佳而戒酒的前饮酒者以及终生未饮酒者，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特征往往比定期饮酒者更差。同样，健康饮酒者/幸存者偏差(由于健康状况较好的饮酒者在饮酒的有害影响下幸存下来，从而导致在老年人中进行比较时的偏差)也可能扭曲结果。此外，饮酒习惯可能会影响饮酒量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偏爱葡萄酒与死亡风险降低、心血管疾病(CVD)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以及糖尿病风险降低有关，认为葡萄酒的益处与其高多酚含量有关。此外，与餐饮一起饮酒与全因、非CVD和癌症死亡风险以及衰弱风险降低有关，因此这可能是饮酒者的一种更安全的选择，特别是在适量饮酒的情况下。

对于具有健康相关或社会经济风险因素的个体，饮酒的健康影响可能更大。一方面，具有健康相关风险因素的老年人由于更高的发病率、更高的酒精相互作用药物使用率和降低的耐受性，更容易受到与酒精相关的不良后果的影响。然而，一些研究观察到，轻度饮酒，尤其是地中海饮酒模式(即适量饮酒，优选葡萄酒并与餐饮一起饮用)对不健康衰老或衰弱有益，表明这些潜在有益的饮酒模式的保护性可能在健康状况不佳的个体中更为显著，尽管这些可能也是由于上述方法论问题。因此，研究健康相关风险因素是否会影响饮酒模式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将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社会经济弱势群体即使在饮酒量相同或更低的情况下，也会遭受更高的酒精相关危害，这可能是由于其他健康挑战的共存，包括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较少的社会支持或医疗服务的获得。此外，葡萄酒偏好和与餐饮一起饮酒的潜在有益关联可能在具有社会经济风险因素的个体中更为重要。然而，据我们所知，之前的研究尚未探讨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会影响这些潜在有益的饮酒模式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几种潜在有益的饮酒模式，即少量饮酒、偏爱葡萄酒以及仅在用餐时饮酒与老年人的全因、癌症和心血管疾病(CVD)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健康相关或社会经济风险因素对这些关系的影响，同时解决可能导致这些关系偏差的主要方法论问题。因此，我们将分析限制在当前饮酒者中，并以偶尔饮酒者而非戒酒者作为参考组，以防止选择偏差，排除随访前两年内的死亡病例以减少反向因果关系，并调整多种社会人口统计学、生活方式和临床变量，以减轻残余混杂因素的影响。我们还将分析限制在老年人中，因为大多数死亡发生在这一人群中，并且这一人群具有较高的健康相关风险因素的流行率，此外，饮酒保护性关联特别是在老年人中观察到，这与我们研究潜在有益饮酒模式的目标一致。

这项针对英国老年饮酒者的队列研究发现，与偶尔饮酒者相比，低风险饮酒者的癌症死亡率更高，中等风险饮酒者的全因和癌症死亡率更高，高风险饮酒者的全因、癌症和心血管疾病(CVD)死亡率更高。在健康相关和社会经济风险因素的个体中，与饮酒相关的超额死亡率更高，其中即使是低风险饮酒者的死亡率也更高，尤其是因癌症导致的死亡率。在这些具有健康相关和社会经济风险因素的饮酒者中，葡萄酒偏好和仅在用餐时饮酒表现出对死亡率，特别是因癌症导致的死亡率的轻微保护作用，这两个饮酒模式减轻了高、中甚至低风险饮酒相关的超额死亡率。

与近期关于饮酒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一致，我们的结果证实了老年人中与过量饮酒相关的不良结果。然而，我们还发现，与大多数之前的研究不同的是，中等风险饮酒者的全因和癌症死亡风险较高，而之前的研究主要报道了低到中等量饮酒对全因和CVD死亡率、缺血性心脏病和糖尿病具有保护作用，或与全因死亡率、CVD和不健康衰老无关。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分析中实施了一项重要的方法学改进，即使用偶尔饮酒者作为参考组，而非终生戒酒者，以防止因将前饮酒者误分类为戒酒者导致的选择偏差，并减轻残余混杂因素的影响，因为偶尔饮酒者与轻度饮酒者相比更为相似。实际上，另一项避免选择偏差的英国生物银行队列研究发现，在普通人群中每周饮酒量达14个单位的个体其CVD风险增加。

据我们所知，目前没有研究探讨健康相关风险因素可能对饮酒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影响。我们在具有健康相关风险因素的老年人中观察到的平均饮酒量与死亡率之间的更强关联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可能患有更多可能因酒精而加重的疾病，并且他们的酒精相互作用药物的使用率也高于那些没有健康相关风险因素的对照组。即使是这些风险因素下的低风险饮酒者也有更高的癌症死亡风险，这一重要发现与报道的非常低量饮酒也会增加多种癌症和癌症死亡风险的结果一致。

我们的结果还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改变饮酒量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具有社会经济风险因素的个体中，死亡风险比没有这些风险因素的个体高得多，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我们甚至发现，在这一群体中，少量饮酒与全因和癌症死亡率之间存在有害关联，这与DiCasetnuovo等人进行的MORGAM研究结果不同，该研究报告在每天不超过10克的饮酒者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比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死亡率更低。这些差异结果可能再次归因于不同的参考组：我们研究中的偶尔饮酒者和MORGAM研究中的终生未饮酒者。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具有社会经济风险因素的老年人由于其他健康挑战的共存(尤其是较差的生活方式)面临更高的健康和死亡风险，但我们研究中观察到的关联独立于生活方式，这表明可能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关于潜在有益的饮酒模式，即葡萄酒偏好和与餐饮一起饮酒，文献的结果并不一致。2018年的一项汇总研究报告了特定类型酒精饮料与全因死亡率和多种CVD结果之间的无差异关联，而其他研究发现，葡萄酒(而非其他饮料)与健康之间存在保护性关联。与餐饮一起饮酒也显示出与多种健康结果之间的保护性关联。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些饮酒模式改变了饮酒量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些模式的死亡率保护性关联仅在具有社会经济或健康相关风险因素的个体中观察到，且与饮酒量无关。另一方面，在没有这些模式的个体中，饮酒量的有害关联更为明显。这些发现表明，葡萄酒或与餐饮一起饮酒所带来的较少的有害关联可能不是由于酒精本身，而是由于其他因素，包括葡萄酒的非酒精成分(如抗氧化剂)、与餐饮一起饮用时酒精吸收较慢及其相应的较低血液酒精浓度、或仅在餐饮时饮用酒精的个体选择这些饮酒模式时的更为温和的态度等。

结论

这项针对英国老年饮酒者的队列研究未发现低风险饮酒与死亡率之间存在有益关联；然而，我们观察到在具有社会经济或健康相关风险因素的个体中，即使是低风险饮酒也与有害关联有关，尤其是在癌症死亡率方面。偏爱葡萄酒或仅在用餐时饮酒的个体中，酒精相关的超额死亡率的减弱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阐明可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因素。最后，这些结果具有重要的公共健康意义，因为它们揭示了应解决的与酒精相关的健康不良结果中的不平等，以减少酒精使用带来的高疾病负担。

本文译自 JAMA Network，由 BALI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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