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George Franklin因女儿Eileen“恢复”的20年前谋杀记忆被判终身监禁,引发争议:压抑记忆究竟是科学事实,还是疗法催生的幻觉?

1990年,George Franklin站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一项重罪指控。他的女儿Eileen,时年28岁,声泪俱下地描述了一幕恐怖场景:她亲眼看到父亲强暴她最好的朋友,然后用一块石头砸碎了对方的头颅。这一证词让George被判谋杀罪,终身监禁。可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起谋杀发生在20年前,Eileen只有8岁,而她声称的记忆却是不到一年前才“浮现”的。一个20年前的事件,怎么可能有一年新的记忆?这成了案件的核心谜团。

检方给出的解释是:Eileen压抑了这段记忆。多年后,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才以完整细节重现。可真的有这种事吗?一段如此骇人的经历,能在脑海中沉睡20年,然后突然苏醒,还清晰如昨?这个疑问点燃了一场激烈争论。一边是像我这样的记忆研究者,坚称没有可靠科学证据支持压抑记忆的存在;另一边是临床工作者,他们相信压抑记忆真实可信。这场争论远不只是学术讨论,它牵扯到真实的人生——有些人因“新恢复”的童年创伤记忆,生活彻底崩塌。

作为一名常为法律案件提供咨询的记忆专家,我见过太多类似情景。被告被控多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罪行,唯一证据往往是一段“恢复”的记忆。比如Eileen的证词,成了定罪的关键。可科学界对压抑记忆的看法却莫衷一是。

这得从Sigmund Freud说起。19世纪,这位精神分析大师提出了“压抑”概念。他认为,人会下意识地将不堪忍受的创伤埋进无意识深处,作为一种自我保护。这些记忆不像普通回忆那样随意浮现,而是被封存起来,保持原样。Freud还觉得,这些隐藏的记忆会通过精神或身体症状悄悄泄露,比如焦虑或莫名的疼痛,只有在安全的心理环境中“找回”它们,才能治愈病根。

到了80年代,儿童性虐待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社会不再轻易忽视或掩盖这类伤害,压抑的概念因此焕发新生。许多治疗师开始告诉客户,他们的焦虑、抑郁甚至饮食失调,可能源于童年被压抑的性虐待记忆。要治愈,就得把这些记忆挖出来。于是,催眠、引导性提问、反复想象、身体疗法和小组讨论等技术派上了用场。结果呢?不少人走进诊室时只是为常见心理问题求助,出来时却带回了童年性虐待或其他创伤的“新记忆”——没有任何物证或他人佐证。

这些记忆是真的吗?科学对此持怀疑态度。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创伤事件通常会被记得很牢靠。从大屠杀幸存者到战俘,从自然灾害受害者到遭受酷刑的人,他们很少能彻底忘掉痛苦,反而常常记得太清楚。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核心症状,就是反复闯入脑海的创伤回忆。既然如此,压抑记忆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当然,有人会说,创伤受害者确实可能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但这不一定意味着记忆被压抑。比如,时间会让记忆自然模糊,细节渐渐消散,想找回完整的片段变得越来越难。或者,有人故意不去回想痛苦的事,心理学家称之为“动机性遗忘”。还有些生物因素,比如脑损伤或酗酒,也能让人忘事。更别提极端压力下,注意力可能从事件本身转向情绪调节或生存本能,导致压根没形成清晰记忆。

那这些“恢复”的记忆从哪来?研究者发现,记忆很容易被扭曲。你可能会不自觉地混入期待、假设或他人的说法,拼凑出一个并非原貌的版本。更惊人的是,用类似治疗师的引导性技术,研究者能让近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回忆”起从未发生的童年创伤——比如被噎住、住院或被动物袭击。这些虚假记忆细节丰富,仿佛真事。可这是在实验室故意植入的,现实中,一个同情客户的治疗师未必有意为之,却可能无意间制造幻觉。

尽管科学质疑不断,压抑记忆的信念在公众和心理健康领域仍根深蒂固。超过半数人相信,创伤可以被压进无意识,潜伏等待发掘。讽刺的是,Freud晚年修正了自己的理论,认为压抑针对的不是真实经历的记忆,而是某些冲动和幻想。可这个版本很少被人提起。如今,美国几个州和欧洲国家甚至延长或取消了性犯罪的诉讼时效,允许基于“恢复记忆”的证词上庭。这或许会导致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虚假记忆流入法庭,冤案因此而生。压抑记忆的战争,远未结束。

本文译自 ScienceAlert,由 BALI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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