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疗法能救命,却难走向普及,技术、监管与商业模式陷入悖论。

在医学史上,初次尝试往往伴随未知与风险。1990年9月14日,William French Anderson医生和他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团队完成了全球首次正式的基因疗法临床试验。那位年仅四岁的Ashanti deSilva,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病——腺苷脱氨酶缺陷症,它是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的一种形式。对这些孩子来说,免疫系统几乎无法防御任何细菌或病毒,普通感冒都可能致命。为了补偿关键酶的缺失,Ashanti从两岁起就定期注射ADA酶,但这种治疗效果迅速衰退,到四岁时已基本失效。

她的父母Raj和Van DeSilva几乎已走投无路,只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这次冒险的试验上。Anderson团队从Ashanti体内提取白细胞,利用逆转录病毒载体,将正常的ADA基因导入这些细胞,再将基因修饰后的细胞回输到她的体内。奇迹发生了:几个月后,Ashanti的免疫系统逐渐恢复,T细胞数量明显上升,她不再反复感染。虽然这并不是一次性的终极治愈,她仍需每两个月接受一次新的细胞输注,但她第一次拥有了“正常生活”的可能,去上学不再是赌命的冒险,对父母而言,这已是上天的恩赐。

三十五年后,另一段几乎同样的故事再度震撼全球。2025年5月15日,Kyle Junior Muldoon——人们称他为“宝宝KJ”——成为首位成功接受个性化CRISPR基因编辑疗法的婴儿。出生仅几天,他便被诊断出患有极罕见的致命遗传病——碳酰磷酸合成酶1缺陷症,它会导致体内无法分解氨,毒素迅速积累。为了拯救KJ,科学家们用几天时间完成了他的全基因组测序,找到导致疾病的两个精确突变,随即为他量身定制了碱基编辑疗法。短短几个月里,科研团队完成了小鼠与猴子的安全性测试,第六个月,美国FDA仅用一周便批准了针对他个人的治疗。

2025年2月和3月,KJ接受了两次疗法注射,他的健康迅速改善,能摄入更多蛋白质,体重开始增长,药物需求减少,终于能像其他婴儿一样坐起来玩耍。6月3日,出生九个月的他从费城儿童医院出院,第一次回到父母怀抱。

这两个跨越三十多年的故事,几乎都写着相同的情节:绝望中的父母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科学团队与时间赛跑,用前沿科技修补生命根本的缺陷,最终给孩子一个像普通人一样活下去的机会。

但这期间的差异,也揭示了基因与细胞疗法的巨大进步。Ashanti的治疗从申请到批准耗时两年,KJ的疗法仅用两周;Ashanti使用逆转录病毒载体,存在“插入性突变”的风险,而KJ则用脂质纳米颗粒运送mRNA,让体内的碱基编辑器像修改文字拼写一样精准修正突变;Ashanti的疗法是体外处理后再回输,KJ的疗法直接在体内完成;Ashanti的方案是标准化的,KJ的则完全个性化。

KJ的成功让全世界为之振奋,这是21世纪医学最极致的展示——当最前沿的科学、经验丰富的医生、敏捷的监管机构协力,原本绝望的家庭能获得新生。然而,这场胜利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悖论:科学已经能制造奇迹,甚至能治愈罕见病和超罕见病,监管流程也在不断优化,但这些疗法往往无法商业化,或难以维持长期可持续。

于是我们看到另一幕:企业破产、裁员、股价暴跌、贱价收购。今年早些时候,曾拥有三项FDA批准基因疗法的领军企业Bluebird Bio,以区区三千万美元卖给私募基金,相比巅峰时期百亿美元估值暴跌99.7%;今年2月,Pfizer放弃其已获批的血友病B疗法Beqvez,理由竟是“患者和医生兴趣有限”,从此彻底退出基因疗法领域。Editas、Beam等曾炙手可热的基因编辑公司,股价从2021年最高点暴跌九成。这些财务与商业挫折正在吓退未来研发的关键投资。

科学与技术提供了答案,但现实让救命的疗法可能被搁置。用经济学的语言说,细胞和基因疗法正陷入“市场失灵”。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能创造奇迹的疗法无法成为健康的商业?哪些因素阻止了它们越过“死亡谷”,从科学突破走向成熟产业?如果能回答,也许能找到修复之道:我们该如何设计激励机制,让这些针对罕见病的疗法得以持续?如何让原本为“量产药物”设计的监管与资金体系,去支持个性化疗法?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救命技术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

Casgevy的故事给出了一个缩影。2024年1月,Casgevy成为首个获FDA批准、使用CRISPR-Cas9技术的基因疗法,用于治疗镰状细胞病和β地中海贫血——这些疾病源于血红蛋白基因缺陷,导致红细胞畸形或数量不足。Casgevy的原理是重新激活胎儿时期的血红蛋白生产来替代缺陷蛋白。

它的疗效惊人:临床试验中,绝大多数患者告别了因红细胞阻塞毛细血管而引发的剧痛危机,也几乎不再需要输血。像来自亚特兰大的年轻患者Jimi Olaghere就写道:“我体验到了曾经只能梦到的事情——无尽的精力和一夜恢复的能力……我终于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代价同样惊人。一次疗程的价格高达220万美元,还不包括术前评估、住院和后续护理。整个流程极其繁琐:先要筛查感染,动员骨髓干细胞进入血液,多次采血分离出CD34+细胞,冷链运输到专业工厂进行CRISPR编辑,经过数月的安全检测后再冷冻回运。患者还要先接受化疗清空骨髓,再输回改造后的细胞,并在医院观察直至血象恢复。

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前功尽弃,制造和物流的复杂性让疗法成本居高不下,也难以规模化。尽管Casgevy的临床数据耀眼,但2024年末到2025年初的销量却远低于预期,核心原因包括治疗中心有限、患者接受速度慢、保险公司谈判冗长,以及患者需经历化疗与漫长恢复期的艰难现实。

这些从实验室到床边的障碍并非Casgevy独有,几乎所有细胞和基因疗法都面临同样的运营困境、千万级美元定价、复杂的报销体系与商业不可预测性。即便疗效显著,它们依然很难在现有体系中走向真正普及。

Casgevy让我们看到三个阻力:制造瓶颈、投资退潮、支付困难。或许解决方案存在,要么直接修补这些问题,要么彻底跳过它们。2025年6月5日,美国FDA的细胞与基因疗法圆桌会议,已经开始讨论可能的出路——但真正的答案,还远未到来。

本文译自 nehalslearnings,由 BALI 编辑发布。


王摸鱼夏款T恤第二波发布,有粉色和无图速干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