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薪酬屡创新高，引发股东不满。文章提出一个激进问题，当企业忙着用算法取代基层岗位时，是否也该考虑让软件接管高层决策，这可能更省钱，也更理性。

CEO是一家公司里最昂贵的岗位之一。如果一个人的成本相当于几千名员工，那它几乎天生就是最适合被自动化的对象。

随着股东大会季节到来，企业高管薪酬再次成为焦点。未来两周，BAE Systems、AstraZeneca、Glencore、Flutter Entertainment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都可能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遭遇股东反对，原因只有一个，高管拿得太多。

高管薪酬本来就是股东大会上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议题，但这一年尤其刺眼。许多公司在疫情期间受到重创，收入下滑并非管理层之过，但同样，他们也不该为政府补贴和刺激政策带来的生存空间邀功。

比如不久前，房产中介公司Foxtons的股东中，接近40%投票反对CEO Nicholas Budden获得一笔略低于100万英镑的奖金。Foxtons此前拿到了约700万英镑的政府直接援助，还受益于政府持续推高的房地产市场。真正对公司命运影响最大的，并不是Nicholas Budden，而是当时的财政大臣Rishi Sunak。

根据英国《企业与监管改革法》，高管薪酬至少每3年要接受一次股东表决。这一制度迫使公众直面一个问题，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究竟拿走了多少钱。2019年，Ocado的CEO Tim Steiner收入高达5870万英镑，是当年公司员工收入中位数的2605倍。平均来看，ftse100指数公司的CEO每天能赚超过15000英镑。

高薪问题并不只存在于CEO身上。高薪研究机构High Pay Centre指出，臃肿的高管薪酬结构正在拖累企业，尤其是在经济不稳定的年份。如果要求高收入管理层做出一些牺牲，反而可能保住更多普通员工的岗位和收入。

从更长远看，当企业不断推进自动化，一个问题变得无法回避，公司真的还需要CEO吗。

几周前，美国科技公司CEO Christine Carrillo无意中把这个问题摆到了台前。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夸赞自己的行政助理，称对方的工作让她可以每天写作和冲浪，还能晚上做饭和阅读。Carrillo直言，这位助理处理了她大多数邮件、融资工作、运营流程、招聘、研究、投资者沟通和开票事务，帮她节省了大约60%的时间。

很快就有人指出，如果别人干了你60%的工作，那报酬理应更高。Carrillo却轻描淡写地回应，对方在菲律宾。外包的核心理由，往往也只有一个，便宜。

如果CEO的大部分工作都能外包，那它同样也具备被自动化的条件。但现实是，企业正加速用算法取代初级和中级岗位，却几乎没人愿意讨论，让高层管理者也被软件取代。

从逻辑上看，从上往下自动化反而更合理。人类决策充满偏见和非理性，这也是战略决策困难、同时又被高薪回报的原因。但正因为理性决策如此困难，而决策者又如此昂贵，才更有理由把这些任务交给软件。

自动化当然存在风险，尤其是在缺乏监督的岗位上。2020年，Microsoft裁掉大量记者，用算法生成新闻，结果很快因系统无法区分两名少数族裔女性而引发公关危机。Amazon的ai招聘系统学会了歧视女性，被迫下线。同年，GPT-3作为医疗聊天机器人测试时，甚至对一名表达自杀倾向的患者说出了极其危险的话。

这些失败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发生在缺乏多方审查的工作中。而高层战略决策往往要经过反复讨论，反而更容易被纠错。除非，员工因为害怕CEO而不敢发声，这本身又成了支持自动化的理由。

在已经尝试自动化管理决策的地方，效果并不差。香港地铁在2004年就把维护调度交给软件，至今仍以准点和高效著称。Google和IBM把这种做法称为决策智能。

当然，没有多少CEO会主动清空办公室，把位置让给机器。但管理层是一项不断膨胀的可变成本。比如Persimmon公司，某一年就向150名高管发放了总计5亿英镑的奖金。而技术的趋势恰恰相反，越来越便宜，也越来越可靠。

人们常问，CEO的薪酬是否公平，是否合乎道德。但真正该问的或许是，如果机器也能把管理工作做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为它付出如此高昂的价格。

本文译自 New Statesman，由 sein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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