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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伦敦南部的一个仓库，我看到过两个音乐家穿着睡衣对猪奏乐，试图打动这冷漠的听众。人类演奏者这边，一位使低音提琴，另一位则倚歌和之。两人或是转轴拨弦三两声，或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或是忽起骤止。几位猪观众仍然不为所动。
在动物行为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关注大数据的集合而把个体的特殊性抹平了。而以上的表演——伦敦Wellcome系列的“Making Nature”展览的一部分——则是恰恰相反的。此处展示的不是猪这一物种的特征，而是现场两只猪独特反应。两位人类则是被邀请来激发猪同胞的特质，进而我们试图理解它们的反应。
“正确的科学研究”总是指那些包含大量样本、统计数据以及可重复性实验的研究。这是我们探索真理的基本工具。但是大部分科研圈子外的人(也许还包括那些在农场里工作的人)都相信动物是有个性、通人性的。可我们大部分人都没考量过一个统计有序的动物行为样本。诸如“狗的智商要比猫的高多了”——这样有争议的命题——也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科学的反驳证据，而是一句“呵呵，你可是没见过我那只猫。”
在涉及人类的时候，我们已经将科学视角应用到了个体上。人口学是关注整个社会和亚群体，而心理学则是关注的个体心理。因为人类可以说话、自我表达，所以我们获得了所属物种丰富的描述，包括上至物种下至家庭再至个体的种种层面。可对于其他的动物就没办法这么研究了。实验室的小老鼠可没法躺在小躺椅上直接向我们描述神经元状态。
明确“很可能”于“有可能”之间的科学区别是很重要的一点——两者之间是“从特定群体中抽样”和“从个体外推至整个群体”的可靠性的区别。举例而言，2002年牛津的实验室中有一只名叫Betty的新喀里多尼亚乌鸦，它把一段电线折成钩子用以勾到了本来拿不到的食物。它确实可以一直做到这一点，但是作为单只乌鸦，Betty不能证明所有的新喀里多尼亚乌鸦都能适时地制作钩子。只能说，它暗示有一些乌鸦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制作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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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对于Alex的语言能力也是有相同疑虑的。Alex是一只非洲灰鹦鹉，美国动物研究员艾琳训练了它三十年。 Alex可以通过上下文学习词语并且重组成新的短语，还可以恰当的使用数字。它可以说是动物学习界令人惊叹的例子了，但是这样的鹦鹉也就这么一只而已。
Betty和Alex没有变成昙花一现的奇迹；它们之后一些别的同物种的动物也表现出类似的能力。不过即使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也有其价值，这是大样本统计所得不到的。这两个层面的结论应该是不能矛盾的。2012年，维也纳实验室的一只美冠鹦鹉可以用小木棍穿过笼子获取坚果。它不仅多次展示了这项能力，并且教会了在一旁观察的其他鹦鹉。一般来说，“美冠鹦鹉不会使用工具”这一结论时真的。但它们又确实可以——这种能力是存在的，只是未被广泛地激发出来——而且看起来其他的美冠鹦鹉也是有这个能力的，即使它们自己没有发展出来。
是否有可能从这种动物行为个案的研究转变为关于动物个性的全面调查？如果某只动物与其他同类相比行为独特，但确实是和个体过去的表现是一致连贯的，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形成“个性”的胚芽。动物的“勇敢”或“胆小”是个很好的例子：有些动物胆子大，易于尝试新事物；一些动物很害羞，拒绝参与各种事情。2004有个实验，喂养的三刺鱼分化出不同的成长速率，而这取决于它们在受到模拟捕食者攻击之后有多少勇气返回投食点。进化理论和数学模型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群体中不同的表现是适应性的结果，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下来。勇敢的鱼有更早□□的机会也冒着风险，胆小的鱼就会等待——最终就是每个群体都会二者取一并逐步优化。
更大胆的实验在尝试运用心理学——颇为吸引人却说服力不强的方法——理解其他生物。然而，个性(pensonality)总是关于人(person)的，在解释动物行为的内在动机时总是有局限。
如此，对于个体一致□□模式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大样本下抹平的那些变量，改进那些大型实验的结论。与其不屑的指出数据中的坏点和噪声或是非常高兴地得到大数据平均结果，不如探索坏点出现的原因。个案分析、动物个性和特殊个体其实都帮助我们在泛泛的结果中认识到真理的不同层面。
说回开头的音乐表演，期间琴手不小心砸到了椅子发出了很响的声音。只在这时，其中一位非人类听众才振了振耳朵。我不知道这位猪兄是不是明白人类演奏者的沮丧和欢乐。但如果他也可以说话并且一直对人类进行观察的话，我猜他会说：人类真是无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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