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究揭示，士兵杀戮的心理影响因任务而异。相比维和，战斗情境下的杀戮或不造成显著心理创伤。

战场上的士兵夺取他人性命，或许并不会因此背负沉重的心理创伤。近期一项对比战斗部队与维和部队士兵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发现：谈及杀戮行为对心理的冲击，任务所处的情境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杀戮本身并不一定会损害士兵的心理健康，其影响大小更多地取决于士兵执行任务的具体背景，而非行为本身。这项由挪威武装部队军事精神病学研究所的Andreas Espetvedt Nordstrand牵头的大规模研究得出了这一结论。研究人员在《武装部队与社会》期刊上指出，他们的发现挑战了那种认为杀戮违背人性、必然给个体带来所谓“道义创伤”的普遍看法。

该研究团队选取了两组截然不同的挪威士兵样本进行调查。第一组包含了4053名士兵，他们曾在2001年12月至2011年12月期间被派往阿富汗。在那里，他们参与的是由北约主导、以作战为核心的任务，目标明确，就是要与敌人交战并将其击败，这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

第二组样本的情况则大相径庭，氛围和使命感都完全不同。这10605名士兵是在1978年至1998年间的某个时段被派往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与炮火连天的阿富汗战场不同，这项由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其首要目标并非主动寻找并消灭敌人，而是致力于维护当地的秩序与和平。他们的交战规则也与阿富汗的战友们截然不同，被反复强调的是，只有在万不得已、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并且纯粹出于自卫目的时，才被允许使用致命武力，这与战斗任务中主动出击的要求形成了鲜明对比。

参与研究的士兵们都完成了一系列问卷调查。他们需要回忆并报告自己是否曾在任务中夺取过他人性命，或者是否相信自己的行动导致了他人死亡。问卷还细致地探寻了其他类型的压力事件，比如是否亲眼目睹过他人死亡或受伤的惨状。此外，为了全面评估他们的心理状态，两组士兵都接受了旨在衡量多种心理症状(如焦虑、抑郁等)的标准化调查。

当研究团队仔细梳理和分析这些问卷结果时，两组士兵之间清晰的差异便浮现出来。在那些曾参与黎巴嫩维和任务的士兵中，有过杀戮经历的人相比没有杀过人的战友，普遍报告了更高水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更明显的抑郁和焦虑情绪，以及更频繁的酒精依赖问题，同时他们自我评估的生活质量也相对更低，似乎那段经历给他们留下了更深的烙印。

然而，将目光转向曾在阿富汗前线浴血奋战的战斗部队士兵，情况却呈现出惊人的不同。研究数据显示，在各项关键的心理健康指标评分上，那些报告曾在战斗中杀敌的士兵与那些没有杀敌经历的士兵之间，竟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仿佛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下，夺取敌方性命这一行为，并未在他们心中留下与维和士兵相似的沉重负担。

进一步的分析还揭示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对于维和士兵而言，任务期间感到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或是亲眼目睹他人遭受难以言说的苦难，这两者都与他们后续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紧密相连，似乎这些经历极大地触动了他们的内心。而在阿富汗的战斗士兵群体中，虽然类似的经历(感到威胁、目睹苦难)与心理健康指标不佳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这种联系的强度明显要弱得多，仿佛战斗的残酷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这些事件的冲击力。

基于以上种种发现，研究人员得出了一个核心且可能颠覆传统认知的结论：在面对夺取他人生命这一极端行为时，维和士兵似乎比战斗士兵更容易在心理上受到伤害。他们推断，这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在于两者截然不同的任务授权和交战规则——战斗士兵的行动指南明确指向消灭敌人，将杀戮框定在“职责”与“必要”的范围内，而维和士兵则被要求极力避免使用武力，使得任何一次杀戮都可能更具冲突性和创伤性。这强有力地证明了，任务情境，而非杀戮行为本身，对于其可能产生的身心健康后果，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Andreas Espetvedt Nordstrand在一次新闻发布中坦诚地谈到：“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剥夺他人生命是违背人性的，并且这种行为极易导致心理创伤学中所定义的‘道义创伤’，给个体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但他话锋一转，指出了现实与观念的差距，“然而，有趣的是，这种情况在许多身经百战的战斗士兵口中，并非普遍的反馈。”他接着阐述道，这项研究的发现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表明所谓的“必然创伤”远非战场上的常态。“单纯从行为本身来看，杀戮似乎并非天然就与人性根本相悖，也并不一定会对执行者的心理健康造成必然的、严重的损害。”Nordstrand补充说，这为我们理解战争与人性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团队深知，这是一个极其敏感且易引发争议的话题。对于社会大众中的一些人来说，要接受“一个人在夺取他人生命后可能并不会受到显著心理影响”的观点，或许是情感上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如此，Andreas Espetvedt Nordstrand坚持认为，公开讨论至关重要：“我认为，将基于严谨证据的客观视角，引入到这个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的话题的公共讨论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助于我们更理性、更全面地认识这个问题。”

当然，任何研究都非完美无缺，研究人员也坦诚该研究存在一些潜在的局限性，需要在解读结果时加以考虑。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是，维和士兵群体从任务部署结束到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时间跨度，要远远长于阿富汗的战斗士兵群体。这就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在这段更长的时间里，维和士兵可能经历了更多部署后的其他生活事件或创伤经历，这些未被充分衡量的变量，或许对最终观察到的两组心理健康差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任务本身的差异所致。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研究人员依然强调了他们核心发现的潜在价值。他们补充道，如果他们的研究结果——即情境对于杀戮行为的心理后果至关重要——是站得住脚的，那么这就凸显了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去理解和探索，如何通过积极干预和优化任务情境相关的因素，来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因履行职责而不可避免地需要夺取他人生命的士兵可能遭受的心理痛苦。他们具体指出，诸如部署前的任务性质说明会、清晰明确的任务目标陈述、以及提供充足且易于获得的心理健康支持服务等措施，都有可能在塑造士兵经历、减轻潜在伤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然而，这些研究结果无疑也让另一些人内心警铃大作，提出了一个严肃且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战斗士兵通常能够“免疫”于杀害敌方战斗人员所带来的心理伤害，这是否会无形中降低他们对其他类型“敌人”——比如失去抵抗能力的俘虏，甚至是可能被错误归类为敌对目标的平民——使用致命武力的心理门槛？考虑到历史上确实不乏此类令人发指的行为指控和实例，未来的研究迫切需要深入探索，如何通过设计更加具体、人道且严格执行的交战规则，进行更具道德约束力的任务简报，以及塑造强调区分战斗员与非战斗员重要性的任务宗旨，来有效预防这类潜在的风险，避免悲剧重演。

本文译自 BPS，由 BALI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