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CEO Satya Nadella迷恋AI助手，暴露了现代高管的无知与象征性领导。商业白痴崇尚短期利益，忽视产品价值与员工福祉，导致经济与社会腐烂。

彭博社上周刊文剖析了微软首席执行官Satya Nadella的生活，揭示了他要么在撒谎，要么是个特别的“白痴”。文章称，Nadella的生活被人工智能助手Copilot彻底渗透，不仅在工作场所，连下班后也不例外。假设我们相信这不是微软AI技术的营销噱头，这种依赖令人瞠目。

Nadella喜欢听播客，但他不直接聆听，而是将播客文本导入Copilot应用，在通勤路上与语音助手“聊”内容。在办公室，他依赖Copilot总结Outlook和Teams的邮件与消息，管理至少十个定制AI代理，俨然把它们当作“人工智能幕僚长”，负责会议准备、研究和其他任务。他自嘲是“电邮打字员”，笑称Copilot擅长帮他筛选邮件。然而，这些任务本无需AI介入。好好写的邮件无需总结，播客是为了聆听而非“聊”AI，会议准备和研究也不需要AI，除非你根本不在乎内容，只想“说对台词”。

坦白说，我很难相信Nadella真如此生活。如果属实，微软董事会应立即解雇他。这篇文章冗长、谄媚，回避了微软AI负责人Mustafa Suleyman虐待员工的记录。十个定制AI代理做什么？“其他任务”指什么？为何无人追问？是记者知道问了也无答案，还是他们太“礼貌”，不敢戳破这些故事可能是为推销昂贵的AI生态而编造的谎言？抑或，我们的社会不敢直视权势者的真面目，甘愿让年薪7900万美元的高管们做着无法描述的工作，宁愿把职责甩给不可靠的AI？

我们身处“象征性高管”时代，能力远不如“做事的样子”重要。经济由不参与劳动、不了解客户问题的高管掌控，他们的忠诚仅献给股东价值。Nadella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反映了更深层的病症——新自由主义思维数十年来摧毁了激励机制。企业不再是为创造价值而存在，而是为短期增长和榨取资源而生。曾经，好的企业意味着优质产品、合理价格和忠实市场；如今，它只关乎股价的季度涨幅。

这种“腐烂经济”在科技行业尤为明显。企业主动弱化核心产品，讨好股东，将曾经受人喜爱的产品变成空壳。脸书不再是社交平台，而是广告机器，算法让朋友的帖子淹没在无关内容中。亚马逊不再帮助用户找到所需，而是推销高价广告位的商品，安全与质量无人问津。谷歌搜索被AI侵蚀，用户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微软投资数十亿于OpenAI，却只为在必应搜索中加入生成式AI，浪费惊人。这些公司与用户、员工和现实世界脱节，沉迷于维护各自的垄断地位。

这种脱节源于更深层的思想毒瘤。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曾宣称，股东价值高于一切，企业的社会责任——如善待员工——形同高管“偷”股东的钱。他甚至在民权运动高峰期为种族歧视辩护，称店主若被迫雇用黑人会蒙受损失。这种自私的逻辑将新自由主义推向极端，视自由市场为至高无上的神，忽视其可能导致的压迫与不公。Friedman的理论将社会分为股东与非股东，前者至上，后者可弃，形同现代封建主义。

看看现实的后果：英国在撒切尔执政下私有化水务和能源，基础设施老化，污水直排河流，能源储备匮乏，居民为高价买单。住房危机更甚，英国的房屋面积在发达国家中垫底，供应短缺，价格飞涨。这些不是意外，而是迷信市场的结果，决策者忽视专业意见，醉心于“市场万能”的神话。

更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层的无能已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企业高管不再因专业能力晋升，而是因“像个高管的样子”而被选中。惠普前CEO Carly Fiorina不懂技术，却因MBA背景掌舵，导致公司错失互联网时代机遇。华纳兄弟CEO David Zaslav靠讨好前辈上位，却被视为娱乐业最差高管。这些人并非特例，而是系统性问题——管理不再是工作，而是权力的表演。

以Nadella为例，他曾宣称混合现实是“终极计算机”，大肆投资HoloLens和元宇宙项目，却在2023年解散元宇宙团队，2024年停产HoloLens 2。这些失败无人问责，媒体甚至为他捧场，遗忘他曾吹嘘的“元宇宙革命”。类似地，特斯拉裁掉充电网络团队后又匆匆召回，脸书投资720亿美元于AI，推出可与儿童“暧昧”的聊天机器人，却因财报亮眼而被宽恕。这些高管不受挑战，因为媒体已被“商业白痴”俘获，记者不敢或不愿提出尖锐问题。

这种现象不仅限于企业。政治领域同样被无知的管理思维侵蚀。在英国，政治精英多出自牛津、剑桥或伊顿公学，与普通人脱节。撒切尔的改革将英国推向个人主义，摧毁了公共服务和社会凝聚力。如今，管理层与现实的疏离让企业与政府都变得短视而无能。记者引用130年前的种族主义经济学家Alfred Marshall反对远程办公，却无视其荒谬背景，只因管理阶层害怕远程工作暴露他们的无用。

“商业白痴”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系统的产物。他们是新自由主义的先锋，崇拜增长，漠视劳动与客户。生成式AI的热潮是他们的乌托邦——一种无需理解、只需“看起来有用”的工具。ChatGPT的成功并非因其真正有用，而是媒体与高管的共谋，宣称它是“硅谷史上增长最快的产品”。现实是，AI行业的年收入不足100亿美元，远不及炒作的规模。企业盲目投资AI，只因高管害怕“落伍”，却不问其实际价值。

这种系统性无知让普通人付出代价。裁员、环境破坏、社会不公，都是“股东至上”的后果。员工被贴上“低绩效”标签，丢掉工作，而高管拿着巨额遣散费跳槽。脸书的裁员被包装为“优化”，特斯拉的充电网络闹剧无人问责。普通人被教导追求“管理”而非实际工作，蓝领职业被污名化，大学文凭被神化，即便许多MBA只学会了如何“看起来像个高管”。

更可怕的是，这种思维将生活简化为输入与输出。商业白痴不关心过程，只想要结果。他们梦想自动化一切——从工作到生日派对，甚至人际关系——因为努力、创造和情感对他们毫无意义。OpenAI的“深度研究”工具让记者Ezra Klein着迷，因为他不懂研究的本质在于过程，而非简单输出。Salesforce的Agentforce每对话收费2美元，却常给出错误答案，仍被高管视为“商业转型”的神器。这些产品不是为用户设计，而是为其他商业白痴准备，迎合他们的无知与懒惰。

我们身处象征性经济，领导不再关乎能力，而是表演。管理者不了解产品，不接触客户，只负责“监督”与“增长”。他们是社会的毒瘤，剥夺了创新、幸福与意义。改变现状需要勇气，但现行体制下，这种勇气几乎不存在。商业白痴的统治看似无懈可击，但他们的无能终将带来后果——一个充满半残技术、虚假承诺和人类苦难的世界。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性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价值，拒绝股东至上的迷思，让企业回归为用户与员工创造意义的本源。否则，我们将永远困在商业白痴的狂欢中，眼睁睁看着一切腐烂。

本文译自 wheresyoured，由 BALI 编辑发布。